1) 人類尋找絕對真理的努力
大約從西元前一萬年起，人類開始告別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過上以農耕和畜牧為基礎的集體定居生活。這是文明真正邁出的第一步。此後，隨著農耕與畜牧的生活方式取得成功，定居生活的規模逐漸擴大、日趨組織化，部落和國家隨之出現。在這一時期，人類的集體思維在人類歷史上達到了臨界點。人們意識到部落和國家的形成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和倫理問題，於是在許多地方同時出現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嘗試。在地球上的多個文明圈裡，這些嘗試結出了果實。
這些嘗試中最重要的，在於發現人可以信奉和遵循的絕對真理（Absolute Truth）是什麼。只有確定了這一點，人才能依靠絕對真理，在其他所有領域展開思想的脈絡和哲學體系。達到絕對真理這一概念，需要跨越好幾個世紀的漫長時間，其間要經過討論、冥想、預見、確信，必要時還有鬥爭。經過這樣的過程，東方的道與西方的神分別在東西方確立為絕對真理。
在中國、近東、希臘、波斯等地，這一潮流在西元前六世紀前後的幾百年間達到頂峰。卡爾·雅斯培把西元前八世紀至前三世紀稱為人類思想史上的「軸心時代」（Axial Age 或 Axis Age）。這一時期，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絕對真理為中心的宗教與哲學框架。這些超自然的宗教與自然哲學體系，此後便在人類的思想中發揮著「中軸」的作用。
在軸心時代短短幾百年間，人類偉大的導師相繼出現：老子、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接連降生。這一時期，摩西的猶太教得以確立，瑣羅亞斯德教得以成立，猶太教中出現了以賽亞等先知。軸心時代之後不久，耶穌誕生；又過了一段時間，與猶太教、基督教共享部分《舊約》的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誕生。由此，成為世界文明支柱的主要宗教與思想全部確立。我們至今仍在遵循軸心時代確立的思想體系。
為了比較東西方，本書大量引用了《聖經》和《道德經》的文句。《道德經》從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被譯成英文、德文、法文等傳入西方，迄今已被譯成西方語言250次以上。然而這些譯本的內容千差萬別，簡直讓人無法相信譯的是同一本書。與此相反，西方對神的表述經過了整理多種文本的過程，最終只存在一種文本，那就是《聖經》。即便如此，西方神的概念也不容易傳達給東方文明，因為東方文明並不承認人能夠表述絕對真理。這意味著東西方根本的哲學思維是不同的。
當西方神的概念傳入東方之時，本應出現一種比較西方的神與東方的道的局面。然而這種只有縱觀東西方文明整體才會產生的動向並沒有發生。現實中，只是儒教所主張的祭祀祖先與基督教所主張的敬拜神被拿來比較並發生了衝突。然而，東西方文明在哲學上有意義的比較，本應從比較東方的道與西方的神開始，而不是從儒教的祭祖開始。7本書比較的正是道與神，也就是比較道所代表的東方自然哲學與神所代表的西方啟示宗教。
2) 道與神的概念都在西元前六世紀前後集大成
道是關於自然的絕對真理。8神是關於超自然存在的絕對真理。道的概念在《道德經》中得到具體的表述，在儒家思想中也時有表達。一神教神的概念在猶太教的《托拉》即摩西五經中得到詳細的說明。道與神這兩個概念的集大成，都發生在西元前六世紀前後。
神的概念經歷了複雜的發展過程才得以成立。首先有多神教（polytheism）和一神教（monotheism）之分。希臘羅馬的多神教和埃及猶太的一神教，都以地中海地區為中心產生。神回應人的祈禱，作出道德判斷，行使奇蹟。希臘羅馬的多神教，由荷馬在西元前八世紀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作了詳細的記述。隨後，西元四世紀，基督教在西方被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這時，多神教的神廟和信仰在西方遭到大範圍的破壞。9基督教由此摧毀多神教，巍然獨立。
基督教與猶太教作為啟示宗教，共享《舊約》。《舊約》從第一卷《創世記》到第五卷《申命記》共五卷，稱為摩西五經。這就是意為律法的《托拉》（Torah）。摩西五經所源自的一神教始於埃及。西元前十四世紀，埃及法老阿肯那頓（Akhenaten）廢除了埃及的多神宗教，建立了以太陽神為唯一神加以崇拜的一神教。在埃及，這種太陽神崇拜稱為阿頓教（Atenism），那位神稱為阿頓（Aten）。
在埃及之外，西元前六世紀新興的波斯帝國興起了一神教運動。瑣羅亞斯德教在波斯被定為國家的正式宗教。瑣羅亞斯德教由名為瑣羅亞斯德的先知系統化為宗教。瑣羅亞斯德教信奉阿胡拉·馬茲達為神。阿胡拉·馬茲達是象徵光明與善的普遍而超越的存在，是創造宇宙的神。10阿胡拉·馬茲達代表真理與秩序，設定宇宙中善與惡的對立，與代表虛假和無序的力量相抗衡。在這場鬥爭中，阿胡拉·馬茲達最終獲勝。在此過程中，出現了魔鬼論、末世論和復活論等概念。
埃及一神教和波斯一神教的出現，對摩西五經所載猶太教一神教概念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猶太教受到埃及和波斯一神教的影響，從中學到了流傳下來的神話傳說、其中蘊含的哲學意義，以及將其運用於新教義的方法。這些都被整理成了摩西五經。摩西五經是在摩西出生八百年之後，即西元前五世紀，由以斯拉（Ezra）彙編成今天的形式的。
不難想見，在這八百年間，創世神話、挪亞洪水、摩西出埃及的故事同周邊部落的神話相互交織，受到它們的許多影響才最終成形。創世的故事、有關洪水的故事以及關於摩西和參孫的故事，很大一部分大概取自巴比倫。伊甸園的故事原本是巴比倫的，但猶太人在巴比倫之囚以前就已知道。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時候，摩西五經已經編成一書，其餘部分隨後續成。11
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摩西五經如《舊約》所記，是摩西一個人直接從上帝那裡領受的記錄，不如說它是經過漫長歲月，被收集、提煉，並吸收周邊許多重要因素，作為幾個世紀智慧的彙集，以現在的面貌流傳到我們手中的。這種說法更接近事實。
從摩西出埃及到以斯拉和尼希米（Nehemiah）確定《舊約》的文本，大約經過了八百年。在這段時間裡，耶和華宗教的許多部分可以說是逆向演化，發展得與摩西的原始宗教相一致甚至相同。這是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是猶太宗教史的核心內容。12
斯賓諾莎指出，摩西五經所記載的事件中，有一些發生在摩西的時代之後。13《申命記》被認為寫成於摩西死後。佛洛伊德推測，猶太教的耶和華神原本可能是這一地區多神教中的一位火山之神。摩西五經中也有支持這一說法的內容，例如《申命記》中所記的「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斯賓諾莎和佛洛伊德都是猶太人，擔心這樣的主張可能帶來的影響，於是讓自己的書在死後出版。14
那麼，大約同一時期出現的老子《道德經》又如何呢？一般認為老子是春秋末期即西元前六世紀的人。這一時期與摩西五經以編成的形式出現的時期幾乎一致。據傳說，老子出函谷關、辭別人間社會而去的時候，應關令尹喜之請留下了《道德經》。然而仔細考察便會發現，他是一個人還是代表許多人，又是哪個時代的人，有許多地方並不清楚。而且，被認為是老子所著的《道德經》已經發現了多種版本，現存最古老的一種據說成於西元前四世紀前後。因此，與其說《道德經》是老子一個人的著作，不如說它是從春秋後期到戰國前期，許多思想家共享道家思想、逐漸形成的一個思想體系，這樣看更接近事實。15
所以，老子的《道德經》和摩西五經不應被看作僅僅是老子或摩西一個人的思想或作品，而應被看作東西方各自把東西方文明萌芽時期已經相當流行的、關於自然與人之關係的核心思想，分別凝縮成了《道德經》和摩西五經的形式。這些文獻在幾百年間與周邊的其他哲學和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廣泛的基礎。有了這樣的認識，就有助於理解《道德經》在道教中的重要性、摩西五經在猶太教中的重要性，以及東西方文明的根本差異。
猶太教的摩西五經等《舊約》，與記載耶穌事蹟的《新約》一起，成為基督教的《聖經》。《舊約》從《創世記》開始，記錄了西元前1500年至西元前400年之間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其核心是人所犯的罪（sin）與悔改、上帝的審判與救贖、關於彌賽亞的預言等。《新約》以耶穌誕生之後、西元一世紀耶穌的教導和基督教的傳播為中心。它強調耶穌作為彌賽亞為全人類贖罪，以及恩典與救贖的普遍性。猶太教不承認耶穌是彌賽亞這一《新約》的核心，在這一點上與基督教有根本的不同。然而，猶太教和基督教都遵循「人能夠表述絕對真理」的示顯論，在這一點上並無不同。
道的概念的流變也隨著歷史的流變而展開。道的流變呈現出與西方不同的模式：西方是從猶太教到基督教，再到基督教內部新舊教的分裂與成長。道的概念走的不是分裂與鬥爭之路，而是發展與擴散之路。這是由於東方的陰陽論和兼收並蓄的傾向。老子《道德經》之後最重要的，是莊子（西元前369—前286）的思想與哲學。因此，道教也被稱為老莊哲學。《道德經》與《莊子》之間有所不同。老子的《道德經》是一部高度凝練的書，一個詞、一句話裡壓縮著許多含義。而《莊子》比《道德經》厚得多，採用故事體，讀來也有趣味，但就內容的濃度而言，與《道德經》所壓縮的思想有所不同。這是因為，《道德經》彙集了幾百年間許多共享道家思想之人的智慧，而《莊子》諸篇則是莊子與弟子們共同努力、有時由莊子獨自寫成的。16
道教吸收了陰陽論和《易經》的變化論等，將其確立為道這一概念，並傳播到儒家、墨家、法家等其他哲學思想中。儒家、墨家、法家對東方社會與歷史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但它們並不討論宇宙觀、自然觀、世界觀等問題，在這些方面依賴道教的概念。因此，是老子的《道德經》整理並呈現了東方文明所探討的自然與人的關係，以及由此而來的宇宙觀、自然的生成與作用等思想。
3) 表述絕對真理的兩種方法：不顯 vs 示顯
西方文明相信人能夠表述絕對真理。「真理可以表述」的哲學，稱為示顯。與示顯相反的，應當歸結為「真理不可表述」的不顯。然而在西方，承認這一概念的哲學思維早已消失。所以在西方，作為示顯反義詞出現的是「隱蔽、隱藏、遮蓋」之類的說法，全都是不好的或否定性的觀念。這些說法把示顯看作正確、正常的，而把與之不合的說法一概列為否定性的。這是因為西方試圖在「示顯才是正確概念」的思想體系之內分析一切。這顯示了西方文明的「偏向性」。
這樣一來，西方就無法理解東方文明的核心概念不顯。東方的道屬於不顯的思維，即「絕對真理是人所不能表述的」。因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莊子·養生主》）。誰也不能對自然之道即道確信無疑地給出答案。但這裡有一個要點：作為絕對真理的道，雖然不能定義，卻是「存在」的。「真理存在，卻不能表述。」這種思維稱為不顯。《道德經》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能夠表述出來的道，就不是恆常的道），說的正是不顯。
不顯是東方文明中道的哲學。人如果說自己發現了真理並把它表述出來，那它就已經不是絕對真理了。因此，求道就是走向一個無法到達的絕對真理，其方法是歸納的。所以，人在自己生活的環境中，努力尋找合乎情境的相對真理（不能強加於人的真理）。而既然無法到達絕對真理，謙遜與辭讓便成為基本的倫理。
在西方，人是神所創造的，所以一切答案都向神尋求。從神那裡得來的答案是絕對的，由先知傳達。這樣的答案是絕對真理，所以可以強加於人。它依靠的是演繹思維。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基本問題：神從哪裡來？誰是先知？惡為什麼存在？這些都是無法解答的問題。因此，相信神的存在屬於超越說服與討論的信仰（faith）領域，與精神的判斷無關。相信先知所傳的神的話語，就是示顯。如果說不顯是自然哲學的核心，那麼示顯就是啟示宗教的核心。
不顯意為「沒有顯露」或「不可表述」。17作為絕對真理的道，沒有顯露，也不可表述。英文的 unmanifest 一詞最接近不顯的含義。18不顯綜合地表達了「真理存在」與「真理卻不可表述」這兩種哲學狀態。在這一點上，東方文明的不顯與西方文明的不可知論有所區別。不顯承認絕對真理的存在，不可知論則是說絕對真理是否存在本身就無從知曉。一旦理解了示顯與不顯的真正含義，就會明白，道與神的差別不在於絕對者的「存在」，而在於它的「表述」。
道與神都有真理存在，而在西方文明中，「真理可以表述」是核心概念。以神的話語創造的天地，正是「真理存在的開始」。東方文明則主張「真理不可表述」。道存在，但不被表述。關於絕對真理之「表述」的不顯與示顯之別，就表現在《道德經》的第一句和《創世記》的第一句之中。
《道德經》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經》第一章）
《創世記》第一句：「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1）
不顯的意思是，包括先知在內，任何人都不能表述絕對真理。在把神與先知信為絕對存在的示顯看來，排斥絕對表述的不顯是敵對的、不可容忍的思維。示顯認為，「無」的概念或非存在，是人的精神無法思考或不應思考的不可能之物。主張絕對者可以表述的示顯論，為多種宗教的產生開了路，也為一種宗教內部的分派開了路。啟示的意思是先知「傳達神的話語」。在啟示宗教中，先知的作用是絕對的。神不直接向人表現，而是透過先知來表現。先知領受啟示，把神的屬性作為絕對真理傳達給人。在這一過程中，人信奉神，施行神所頒布的律法，從而創立宗教。我們把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稱為啟示宗教。基督教又分為舊教與新教。
對於這種分裂的問題，主張示顯論的早期思想家們顯然深思熟慮過。也就是說，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示顯努力模仿不顯的痕跡。讀《道德經》和摩西五經會發現，東方的道和西方的神在早期都努力避免表述自身。可以說，他們同時認識到了示顯的強大與危險。作為規避這種危險的一種方式，《道德經》一再重複拒絕表述道的表述。
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第一章）
儒家也贊同這種不顯的立場。弟子樊遲問什麼是「知」，孔子答道：「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第22章）這段話告誡人們不要盲目依賴鬼神、陷入迷信，強調務實的生活。在道教、儒教等東方文明中，「遠鬼神」這一不顯的基調從未改變。
猶太教在早期也努力讓西方的神否定示顯。在《出埃及記》中，摩西問神的名字，神說：「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又叫摩西說是「那自有的」（I am）打發他來的。神儘可能不透露自己的名字和身份。這是神拒絕示顯、努力留在不顯領域之中的表現。
摩西對神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他們若問我說：『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出埃及記》3:13—14）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道與神都採取了拒絕示顯的姿態？這是因為示顯給絕對真理的命題帶來了侷限。起名字，就是對道與神示顯的開始。道與神必須是絕對的、永恆的。人一旦給它們起名、揭示其形體或下定義，它們就會失去一部分絕對性與永恆性。所以，道與神不應有人所構想的、因而有侷限的名字。當然也不應有形體，也不應能用人的語言來定義。這正是作為絕對真理的道與神最重要的屬性。道與神必須具有「不可言說」「不敢妄言」的屬性。
神不願顯明自己、努力保持不顯屬性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一直延續下來，這就是啟示宗教所主張的「神無形論」（aniconism），即禁止以形象描繪神或從視覺上表現神的態度。道教和儒家強調無形的道或天，而不強調形象，這也與不要表述絕對真理的不顯思維相聯繫。
然而，西方的神透露了自己的名字耶和華，神從此開始有了名稱。創造天地的存在必須有名字，19這樣人才能稱呼他。
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神；至於我名耶和華，他們未曾知道。」（《出埃及記》6:2—3）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出埃及記》20:7）
然而，隨著神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人，神的示顯終於開始了。神被擬人化，取了人的形象，行使奇蹟，主宰人間事務。神透過摩西向人頒布十誡，在神與人之間立約，具備了真正的啟示宗教的形態。這就是摩西五經的故事。道的不顯與神的示顯，是東西方文明核心差異的起點。
熟悉蘇格拉底、笛卡兒、黑格爾的西方人，很難理解道的不顯這一概念。那是因為西方文明在蘇格拉底以後的哲學史中專注於示顯，遺忘了不顯的概念。也就是說，西方文明自己把蘇格拉底以前在希臘哲學中佔據重要地位的赫拉克利特等希臘哲學家所持的不顯論全都遺忘了。由此，西方文明形成了只忠於示顯論、因而是偏頗的文明視角。20在西方，即使是相信絕對真理的人，如果不贊同啟示宗教所要求的哲學體系，也理所當然地被當作無神論者。
在希臘文明中，努力克服這種偏頗的，是希臘的不顯論者。
希臘不顯論者與示顯論者的對立
由於不顯論早在西元前就成為東方思想的主流，示顯論在東方文明中沒有立足之地。21然而在西方文明中，有過示顯論與不顯論並存的時期。西方在西元前一千年以前就開始信奉多神教這種示顯論，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後，示顯論排擠掉不顯論，在哲學上完全成為西方文明的標準。然而在蘇格拉底以前，希臘哲學體系中有過長達幾個世紀的「示顯論 vs 不顯論」的對立或並存。示顯論與不顯論在哲學上相互對立的這種有趣局面，即使把東西方都包括在內，也只在希臘思想史中才能看到。
希臘的不顯論者：赫拉克利特、色諾芬尼、德謨克利特、皮浪、卡爾涅亞德
要在西方尋找不顯論哲學的本質，就必須追溯到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文明。在蘇格拉底以前，希臘思想界的示顯論者與不顯論者相互牽制，保持著平衡。當時的希臘文明中，節制（sophrosyne）、命運（destiny）、墨提斯（metis，意為混合或智慧）起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命運」的思想，與希臘諸神所代表的示顯論思想保持著平衡。就連希臘諸神中至高的宙斯，最終也不得不服從命運女神。這說明，希臘文明警惕無條件信奉和追隨神或絕對真理的示顯論的危險，依靠的是牽制示顯論的不顯論哲學的平衡感。
希臘哲學中不顯論的泰斗是赫拉克利特。他是西元前六世紀的人。在西方哲學史上，他展開了與大多數人所追隨的主流不同的獨特思想世界。卡爾·榮格（Carl Jung）發現了赫拉克利特哲學的奇特之處，認識到他的哲學與東方文明的相似之處。他說，西方文明如果受了赫拉克利特哲學的影響，今天的西方人就不會像基督徒，而會擁有與東方人相似的思想世界：
如果西方世界受了赫拉克利特哲學的影響，今天的西方人就不會是基督徒，而會像中國人一樣。沿著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走下去，就能把東方與西方連接起來。22
事實上，希臘思想家中有一些人擁有與東方思想相似的思想世界，他們的影響力在蘇格拉底以前相當大，此後也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可稱為不顯論代表哲學家的赫拉克利特，在他死後七百年左右，即西元230年前後，還有人鑄造了紀念他的錢幣。23在希臘哲學史上，可以舉出五位不顯論者的代表人物：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西元前535—前475）、色諾芬尼（Xenophanes，西元前560—前478）、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西元前460—前370）、皮浪（Pyrrho，西元前360—前270）、卡爾涅亞德（Carneades，西元前214—前129）。
他們都認為，證明神的存在是不確定的，因此不應下定論，而應當討論。他們不相信天地創造，強調自然總在變化，認為自然中一切個體之間的關係呈現的不是對立性而是互補性。他們堅持不顯論哲學的特徵，採取懷疑主義（skepticism）的立場，即對神、絕對真理、靈魂等不要照單全收，而要抱持疑問。在表述絕對者時，他們也表現出否定神學（apophatism）的立場：在討論神時，他們認為「神不是仁慈的」這種說法比「神是仁慈的」更合適。這是典型的不顯哲學的表述。不幸的是，這些不顯論者的哲學，除皮浪之外都已失傳。
尤其是赫拉克利特的不顯論哲學全部失傳，實在令人萬分惋惜。他在世的時候，與老子寫出《道德經》幾乎是同一時代。想像老子與赫拉克利特在思想上的相遇與對話，不能不讓人心潮澎湃。因為二人之間沒有任何對話或交流，卻表達了幾乎完全相同的思想體系。比較老子的道與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Logos），可以成為東西方對話的開端，使東西方文明走到一起。赫拉克利特如今已不容易為西方人所理解，但從全人類的角度看，他作為一位預示了涵蓋東西方文明之新哲學可能的西方哲學家，具有他的價值。
關於皮浪，因為有專門講他的書，所以可以詳細說明：皮浪死後約四百年，西方一位哲學家所寫的《皮浪學說概要》流傳了下來。至於皮浪以外的不顯論哲學家，我們之所以有所瞭解，要歸功於西元三世紀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ërtius）所著的《名哲言行錄》。書中只留下了關於著名哲學家的一些零碎軼事和說明。下面所說的大部分立場，都是依據拉爾修書中的記載。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主張自然的變化論，提出的不是二元對立論，而是二元互補論。他說，晝與夜、冬與夏、戰爭與和平、飢餓與飽足，都是互補的，呈現出循環的變化。他主張世上萬物總在變化，所以人不能兩次踏進河流的同一處。他把邏各斯看作宇宙的真理，並表示邏各斯是永恆的，但人們總會對它發表不同的意見。這樣看來，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就是一種與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能夠表述出來的道，就不是恆常的道）一樣表達了不顯論本質的思想。邏各斯是西方人提出的各種見解中與道最相似的概念。東方的道主張，自然之道必須透過經驗去接觸、去說明。在這個意義上，道的思想與赫拉克利特的哲學都追求經驗主義。正如羅素所指出的，赫拉克利特可以被看作有別於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先驅。赫拉克利特的變化論，與道的變化論即東方「易」的思想所表達的變化論相似。這種變化論可以表述為「永遠在生成」（becoming），與柏拉圖所繼承的巴門尼德的「不變的存在」（being）是截然相反的概念。不顯論相信萬物總在變化的變化論，而巴門尼德的示顯論則主張只有存在（being）才是真實的，非存在（non-being）是一種欺騙。赫拉克利特認為，宇宙不是神創造的，宇宙一直存在，是永恆的，並且在無休止地變化。用他自己的話說：「宇宙（kosmos）是永恆的，它不是神或人所創造的，它過去一直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赫拉克利特在善惡論上也使用了陰陽式的表述。他認為，對宇宙來說，一切都是對的、好的、正當的，人把事物分為好的和壞的，不過是相對的而已。這遵循的是陰陽互補論的概念，意味著善與惡是相對的，二者作為互補的、變化的要素而起作用。就這樣，令人驚訝的是，赫拉克利特在西方主張了道的思想的核心內容，即不顯性、或然性、相對性、互補性，與當時希臘示顯論所追求的以示顯性、因果性、絕對性、對立性為基礎的哲學形成了對照。
色諾芬尼（Xenophanes）認為不可能存在許多個神，只存在唯一的神。但他說，人無法完全理解或表述這唯一的神。他還強調人的思想是相對的、個人的，而神的思想是絕對的、真實的。當時的希臘人認為，超自然的神為了行使奇蹟會取人的形象，並稱之為「擬人化」現象。但他認為神不可能具有人的形象。進而他指出，人對事物不可能有確定的看法，只能想到種種可能。他所設想的神與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相似：是唯一的神，不變，不動，無所不在。他認為他所設想的神高於多神教的諸神和人在內的一切，與當時希臘人所想像的人性化的神不同。他留下了這樣的記錄：「衣索比亞人認為他們的神皮膚黝黑、鼻子扁平，色雷斯人認為他們的神藍眼睛、紅頭髮。」他還一語道破了擬人化的問題：「如果牛或馬會畫畫，牛就會把神畫成牛的樣子，馬就會畫成馬的樣子。」
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主張：「宇宙中的一切都由原子和虛空構成，除此以外的一切都不過是我們的想法。」他還說：「熱和冷其實只是一種意見，一切都可以用原子和虛空的存在來解釋。」他認為世上發生的一切都出於必然：「偶然，是無知的人在不明白時起的名字。」斯賓諾莎也持有這種哲學。德謨克利特否定目的論，主張必然論，以此來理解宇宙的存在。他解釋說，人之所以有宗教，是因為想把例外的自然現象（雷鳴、閃電、地震等）看作神介入的超自然行為。他的自然哲學認為，世上發生的事不是神的介入，而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因而否認奇蹟之類的存在。當時希臘的不顯論哲學家，對示顯論哲學家及追隨他們的大眾的見解，或者感到不安，或者加以嘲笑。赫拉克利特屬於前者，德謨克利特屬於後者。所以，希臘人稱赫拉克利特為「哭泣的哲學家」（The Weeping Philosopher）或「晦澀的哲學家」（The Obscure Philosopher）。他之所以被這樣稱呼，也可能是因為他患有憂鬱症。德謨克利特對逐漸流向示顯論的希臘哲學採取嘲笑的態度，所以被稱為「笑的哲學家」（The Laughing Philosopher），這或許也是因為他性格開朗。這兩位一笑一哭的希臘思想家，在文藝復興時期布拉曼特（Bramante）的一幅畫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現。
皮浪（Pyrrho）尊重德謨克利特，贊同他的不顯論。皮浪被稱為懷疑主義（skepticism）之父，他的思想以皮浪主義（Pyrrhonism）廣為人知。他的懷疑主義即皮浪主義，與不顯論一脈相承。他主張：「沒有什麼是確定的，應當承認一切事物的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並據此懸置判斷（suspension of judgement）。」所以皮浪得了「懸置判斷者」的綽號。他認為應當「懷疑一切，但不下結論」。他表示，示顯論者揭示的並不是經過科學證明的真理，只是把他們所假定（supposition）的東西當作真實罷了。這種認為人不可能把握無窮盡之真理的皮浪主義，在東方道家的莊子那裡有相似的表達：「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莊子·養生主》第一章）這就是莊子的思想。皮浪主張，希臘賢人傳給人們的明智格言都來自不顯論，例如「凡事勿過度」（seek nothing in excess）、「作保則禍近」（suretyship is near calamity）等。皮浪主義不承認教條。他主張：「沒有哪一個教條是所有人都意見一致的。承認教條的人，看待教條的角度和視野也會隨時變化。」
卡爾涅亞德（Carneades）十分敬重克呂西波（Chrysippus，西元前279—前206），甚至坦言自己的一切都是從他那裡學來的。克呂西波早在西元前三世紀就提出了把自然與神等同起來的哲學。（在西方，大約十五個世紀之後，斯賓諾莎才作為把自然與神等同起來的哲學家出現。）卡爾涅亞德的不顯論與皮浪的不顯論在性質上有所不同。皮浪主義對確信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卡爾涅亞德則傾向於否定確信。卡爾涅亞德反對目的論和決定論，留下了應當關注偶然性與或然性的見解。他說道德主義（moralism）與自然法則不相符合，認為我們稱為正義的東西不可能是永恆的，是非理性的，只是一時出於需要才被主張的。然而，卡爾涅亞德也有務實的一面。他認為，「絕對真理」是人所不能表述的，但我們生活所需的有限的「相對真理」是人能夠把握的，人憑著相對真理，就能在自己生活的環境中正當地生活和行動。
希臘的示顯論者：巴門尼德、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希臘哲學史像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一樣，同時存在著多樣而深刻的哲學素材，引人入勝。然而正因為多樣，他們的哲學世界並不容易理解。一個很好的辦法，是以蘇格拉底為界加以劃分。這是西方哲學家常用的辦法，但如果在劃分時引入示顯論與不顯論，這種劃分就能整理得更加簡明。西元前四世紀前後，希臘文明開始歸於「示顯論」。
代表希臘哲學的示顯論者可以舉出五位：巴門尼德（Parmenides，西元前六世紀後半葉至前五世紀中葉）、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西元前570—前495）、蘇格拉底（Socrates，西元前470—前399）、柏拉圖（Plato，西元前427—前348）、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4—前322）。尤其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三位思想家，傳播了一種哲學體系：承認神是絕對的存在，並確信靈魂是從神那裡領受了特殊使命的絕對存在。相信神的存在、主張靈魂的絕對性，正是示顯論的核心。他們帶頭推動這一運動，結束了在示顯論與不顯論之間尋求平衡的希臘哲學史，使堅定的示顯論主導了西方哲學。
蘇格拉底以「人因無知而犯錯」一語聞名，他鼓勵人們追求絕對的真理。柏拉圖把人們的見解分為「意見」與「事實」，力主人必須追求事實，即絕對的真理。亞里斯多德認為形而上學是哲學的根本，他把自然看作物質，主張只有人擁有靈魂，所以應當探究高於物質的靈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三位哲學家的共同點在於示顯論。他們都相信神、靈魂和絕對的真理。希臘的不顯論者則主張對這些不可能有確信，採取「讓我們想一想」的不顯態度。示顯論者對不顯論者的主張採取了堅決、有時甚至是攻擊性的反對立場。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是從活躍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巴門尼德和畢達哥拉斯那裡學到示顯論的思維方式的。
巴門尼德是埃利亞學派的創始人。他把人的思維方式分為「意見與真理」，將真理定義為永恆不變的東西，將意見定義為暫時的、錯誤的想法。巴門尼德區分「存在與非存在」，主張只有存在才是真實的，非存在應當完全置之不顧。他強調存在的不變性與單一性。柏拉圖也效法於他，否認非存在，只關注存在。巴門尼德的「意見與真理」，在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中變成了「意見與事實」。柏拉圖認為大多數人生活在意見的牢獄之中，主張人必須走出牢獄、發現事實，所有人都應當沿著發現事實的道路前進。巴門尼德否定變化，認為世界本質上是一，既不變化，也不消亡。這對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後世哲學家產生了很大影響。他被評價為邏輯思維的先驅，重視理性推理甚於感官經驗，把哲學發展成了形而上學的探究。巴門尼德以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開始摒棄對示顯與不顯之多樣性的承認，轉向是非對錯的思維方式。
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從畢達哥拉斯那裡學到了靈魂論。畢達哥拉斯創立了「畢達哥拉斯學派」，對數學和宗教神秘主義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確立了畢達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邊的平方等於另外兩邊的平方和。他主張世界的根本是「數」，一切存在與和諧都可以用數的比例來說明。他解釋說，宇宙天體的運動按照數學比例構成和諧，就像音樂的共鳴一樣。畢達哥拉斯主張靈魂獨立於肉體而存在，與宇宙不變的真理一樣是永恆的。據推測，畢達哥拉斯曾遊歷印度，在那裡接觸到輪迴思想，由此構建了靈魂論。他還相信自己是轉世再生的人，知道自己的前世，並強調宗教儀式的重要性。因此，他創立了「畢達哥拉斯會社」，過共同生活，以領袖的身份君臨其上。他主張靈魂在肉體死後仍繼續存在，人的本質不是肉體而是靈魂。
最終，在希臘文明中，巴門尼德的「真理哲學」與畢達哥拉斯的「靈魂哲學」合而為一，從蘇格拉底開始，真理與靈魂相結合，構成了示顯論的核心。此後，到了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時代，示顯論變得更加強大。重要的是，亞里斯多德以後，希臘文明進入亞歷山大大帝的時代，隨著希臘化文明的形成，示顯論確立為西方的代表性思想。幾個世紀之後，隨著基督教的興起，哲學與宗教相結合，西方文明朝著更加示顯論的方向發展。
結果，示顯論作為絕對真理統治西方達一千年以上。在西方哲學史上，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示顯論備受矚目，在西方廣泛傳播。主張不顯論的思想家們的著作和思想幾乎全部失傳。十六世紀拉斐爾的名畫《雅典學院》把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畫在最中心的位置，赫拉克利特等不顯論者則被畫在周邊的角落裡。這幅畫最終成了以圖畫代表西方示顯論文明的作品。
在這樣的文明中，不顯論者無法生存。從四世紀過了一千年，十四世紀文藝復興以後，展開了一個主張回歸希臘羅馬多元文明的新世界。然而，示顯論的體系只是改換了形式，仍然繼續統治著西方。以笛卡兒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義，正是延續了啟示宗教示顯論的思維。精神取代神的局面由此開始。十七世紀以斯賓諾莎為代表的西方不顯論者，被示顯論者當作罪犯對待，難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也受西方典範的影響，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視為希臘文明的代表，試圖向他們學習。然而，這可能使我們犯下一種錯誤：被西方示顯論的立場所束縛，去分析東方的不顯哲學。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必須拓寬哲學視野。二十一世紀是東西方文明積極交流的時代，所以我們必須理解構成東方文明核心的不顯哲學。為此，考察希臘不顯論者與示顯論者之間的對立關係會有所幫助。
4) 為什麼東方選擇了道，西方選擇了神？
道與神的概念，是在東西方文明彼此隔絕的狀態下，歷經數千年各自形成的。道與神的相遇，到了近世才第一次發生。有一個人最早在哲學上親身經歷並比較了東西方文明，他就是利瑪竇。他作為西方基督教的傳教士，於十六世紀後半葉被派往中國，住在北京，也死在北京。他與中國學者多有交往，親身體驗中國文化，把他對其哲學層面的看法整理成報告寄回西方。這與十三世紀馬可·波羅講述東方風物見聞的《馬可·波羅遊記》不同，是一份哲學層面的報告。他特別提到了東方文明在「絕對真理」體系上的特點。
東方文明非但不原始，反而比歐洲文明更古老；東方人擁有的語言和文學，以及複雜而精緻的信仰體系，與西方的基督教相比毫不遜色。24
利瑪竇感受到的是什麼呢？他是如何理解「東方的信仰體系」的？透過與東方儒者的長期交往，他想必思考過東方文明視為絕對真理的道，也想必比較過西方視為絕對真理的神與東方視為絕對真理的道。為什麼西方選擇了示顯的神，東方選擇了不顯的道？
西方人認為，他們之所以選擇了神，是因為被神選中了。這與從希臘時代的亞里斯多德到十九世紀的黑格爾一脈相承的西方哲學的固有觀念如出一轍：只有希臘人擁有神所賦予的靈魂，只有西方人擁有神所賦予的精神，這都是神的選擇。亞里斯多德認為，沒有靈魂的非希臘蠻族與近似禽獸的奴隸無異。這與從孟德斯鳩到黑格爾等人認為沒有真正「精神」的東方人養成了奴性的想法相似。25他們把這種想法做成宏大的哲學思想，賦予它合理性，西方人為之狂熱。然而，這種以精神這一形而上學主體為根據的主張，除了「相信」或「信仰」之外，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根據。那不過是西方人想要那樣思考、那樣相信而已。
然而，除了這種自造的信念之外，還可以有另一種解釋。它可以在所有人與生俱來的共同存在理由，即「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原則中找到。自我保存原則，正如斯賓諾莎等人所主張的，是支配包括人性在內一切自然實體的原則。神的啟示宗教也好，道的自然法則也好，都以自我保存原則為根據。人們相信精神的作用是判斷是非對錯，但歸根結底，精神是以是否有助於自我保存來作最終的判斷與著色的。按照這種解釋，可以說東方與西方各自以最適合自我保存的方式選擇了道與神。
東方的地緣政治環境，為人提供了一種透過道在自然之中最有效地進行自我保存的條件。專注於自然的東方文化，因為中國文化的發祥地黃河流域四季循環往復，關於自然現象的知識不斷積累，人們便希望把握現象的法則、預測未來。因此，需要動用非自然想像力的神，以及以神為主的宗教色彩，都變得不必要了。在東方，不需要發展西方宗教所具有的抽象世界或哲學上的概念分析，積累起來的是與現實生活直接相關的、關於自然現象的具體的經驗知識。對他們來說，自然是偉大的導師，是最完美無缺的存在，是一切哲學的出發點。因此，東方形成了這樣一種文明：不是經由思辨和邏輯追求去尋找神或形而上學的真理，而是效法自然，把它運用和實踐於社會生活，從而領悟自然之道的真理。這正是與西方啟示宗教相對的東方自然哲學的根源。
在西方文明中，決定自我保存的地緣政治因素同樣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西方的地緣政治環境，使西方人生活在比東方殘酷得多的生存鬥爭的歷史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中，對神的確信成為自我保存最有效的方法。尤其是猶太人的歷史，是在自我保存的環境中經受最殘酷考驗的例子。在與其他民族連綿不斷的戰爭中，猶太人淪為俘虜，卻必須活下去。《聖經》和歷史都表明，猶太人曾不得不作為其他民族的奴隸或俘虜生活：有摩西時代即西元前十四至前十三世紀在埃及的俘虜生活，也有西元前六世紀在巴比倫的俘虜生活。西元前十四至前十三世紀埃及的唯一神即太陽神思想，以及西元前七至前六世紀波斯的唯一神即拜火教思想，對猶太民族的猶太教思想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猶太人、埃及人、波斯人都不得不透過與異族無休止的鬥爭來謀求生存。他們都感到有必要信奉一個強大的唯一神，在他之下團結起來以求生存。這些一神論尤其共同的一點，是善惡的劃分涇渭分明。他們透過唯一神把善惡的劃分弄得清清楚楚，明確地認識到自己一方站在善的一邊，而敵人站在惡的一邊。他們都透過信奉這樣的絕對神，使之有助於自己的生存。
西元前538年，波斯的居魯士大帝征服巴比倫，猶太民族這才結束巴比倫之囚，得以返回故國。此後，猶太民族開始編寫摩西五經。西元前五世紀中葉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後，由以斯拉完成。為了生存，猶太人系統地建立並發展了信奉絕對唯一神的信仰思想。在需要依靠超自然存在的嚴酷環境中，猶太人憑著對神的誡命這一嚴格律法的絕對信仰，在競爭中活了下來。以此為支柱，他們成功地保存了自己。
西方人除了必須在殘酷鬥爭中求生存的歷史之外，還有選擇神的另一個地緣政治因素，那就是與東方的農業相對的西方的航海歷史。三千多年來，西方人不斷進入愛琴海、地中海、北海、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走向積極的海洋文明。西方在開放的世界裡透過航海向外進取、不斷擴張；東方則數千年來在東亞大陸這一封閉的環境中成長。開放的世界與封閉的世界，二者的這種差異造就了今天東西方文明的差異。26
西方在開放的世界裡重視精神這一現象，以精神與本能的分離為前提，追求以精神為基礎的自由與鬥爭。在開放的世界裡，面對大海的船長要想自己成為國王，就需要自由，需要在鬥爭中取勝，這就養成了重視自身能力即精神能力的傾向。
出海的水手們想必很快就感受到了航海為他們打開的新地平線，即一種特殊的自由與機會。他們可以輕易地向海島進發，想必也認識到，一旦他們乘船離去，任何國王或部落首領都無法確實地追捕他們。也就是說，每一條船的船長都可以自己成為國王。27
有力地支撐這種活力與進取心的，是自身的精神能力，而精神能力即精神，是依靠神來培養的。重視航海的希臘羅馬文明、維京文明、近代西方文明，無不依靠神。西方文明之所以追求超自然的神，是因為它所處的環境需要開放世界所必需的活力與進取心，也需要這種活力與進取心可以有效依靠的確信與絕對者。
道教與儒教產生於春秋戰國這一長達約七百年、以戰爭與競爭為主的環境之中，在這一點上與西方有相似之處。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在鬥爭的環境中，東西方的生存方式是不同的。這些戰爭不像西方那樣，是消滅異族或將其變為奴隸、只求自己獲勝的戰爭，而是在同一民族、共享同一文化的人們之間的戰爭與競爭。在西方的歷史上，在整個民族遭到滅絕、淪為俘虜、貶為奴隸的殘酷處境中，為了自我保存，需要神的誡命這一嚴格的法律體系。然而，東方的地緣政治條件是擁有同一文化的同一民族之間的生存競爭，因此可以認為，比起神的誡命那樣嚴格的法治，倫理對自我保存更為有用。
歸根結底，東西方的絕對真理是從自我保存原則中形成的不同形態。道與神都是出自人心的表述。人心在道與神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人以信仰之心表達對天的敬畏，又以尊敬祖先之心而有了端正之心。然而，人心在對神的信仰和對祖先的尊敬之前就已經存在了。28
貫通東西方的人心是同一個。人心在尋找絕對真理的過程中，在東方創造了道的概念，在西方創造了神的概念。這是東西方為了適應各自所處的地緣政治條件、堅守自我保存原則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