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进化初期，对前所未有的精神功能感到惊奇。死去的人出现在梦中，人还会得到神秘的启示。如何处理地球上的生物第一次经验到的精神现象，成了一个问题。应当如何看待精神现象？应当如何看待心与身、灵与肉、精神与肉体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东西方文明在人性论上从源头上分道扬镳。东方把二者解释为心身的调和，西方则把它解释为灵肉的斗争。东西方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由此开始。
把精神与本能当作各自独立的存在、专注于精神的西方，用许多不同的名字来称呼精神：灵魂、精神、理性等。灵魂多用于古代，与宗教相关，人们认为灵魂在死后依然存活，与神同在。精神这个词主要用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理性这个词主要用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理性有时也被限定为精神的一部分，是进行逻辑思考的部分，是更大的精神的一部分。东方不习惯这样的划分。在不太关心启示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东方，也不需要这样的区分。在以精神与肉体之互补论这一人性论为基础的东方，称之为“心身”，它涵盖了一切。在分析东西方文明的本书中，灵魂、精神、理性被同等对待，因为它们都出自新皮质。深入新皮质内部去分析灵魂、精神、理性，不是本书的目的。
由于地缘政治条件，西方比东方更加需要为自我保存而努力。它开始崇拜精神，以精神为中心团结起来。西方文明把精神与本能区分开来，把精神当作特殊的存在。考察西方文明就会发现，它起初以松果与灵魂之眼来表现精神的存在并加以崇拜。这样的基础从希腊罗马文明开始奠定。接着，精神崇拜与宗教结合，西方度过了以神本主义为文明中心的中世纪黑暗时期。163到了近世，精神崇拜在理性主义中发展为以理性为中心的哲学体系。最终，精神崇拜成了数千年来西方文明哲学体系的核心。
在精神崇拜的文明中，本能与精神之间形成冲突，人无法保持其整体，从而被异化（alienated）。为了克服这种异化感，或者为了证明精神的超自然性，人不得不创造出超自然的存在，并使精神与之同一（identify）。人创造出一位像人、却又超自然的神。造出神之后，说明精神现象的努力就可以交给超越者神了。正如弗洛姆所说，“神学归结于神秘主义”；正如费尔巴哈也指出的，“对人来说，神就是他的精神，就是他的灵魂”。164随着精神与神结合，肉体被当作物质，灵与肉的划分变得分明。随着自然被视为物质，人与自然的对立划分（dichotomy）与神和自然的对立划分一同出现。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合理地对待超自然的精神，这就成了形而上学的起源。人陷入必须合理地说明本质上非理性的精神现象的迷宫，这种无尽而不可知的追求最终不能不半途而废，其结果便是诞生了一个“合理的神”这样的怪物。人取代了神。从巴门尼德的精神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如此。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明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宗教是大众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哲学家的宗教。”宗教所标举的精神，在西方走向了近代理性主义，继而走向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时代。165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乱象就在这里。在中世纪神学与近代形而上学倒下的废墟上，只剩下科学。西方必须重新建立科学所依靠的哲学基础。我们不能把人类的未来押在西方所发展的科学或工业革命的后代AI身上。要发展健全的哲学体系，西方必须对人性采取新的进路。
东方把精神现象把握为人所具有的一种功能，视之为自然的东西，采取把它看作自然现象之一部分的态度。心身一体与理气论的思维就依据于此。它也没有与依靠分离之精神的宗教或形而上学相结合的倾向，而是专注于健全的伦理、政治与政治经济。在东方文明中，精神与本能相调和，起着联系人与自然的作用。在东方，道的哲学起着联系人与自然的作用，儒家起着联系人与人的作用。通过这些联系，人不被分割，保持其整体（integrity）。正如歌德所道破的：“认识自然的是整体的人，生活着的人是整体的人。”166在东方文明中，通过自然的人性论追求整体的人性成为可能。这种思维构成了东方文明的基础。西方的人性论追求神与人之间的约，或依据人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法律与制度变得重要。东方的人性论则专注于在与生俱来的人性范围之内，凭各自的努力涵养人的个性。东方的这种人性论与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