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族國家以民本主義為指向
在東西方文明的比較中，歷史上最重要的因素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形成。東方在民族國家的形成上比西方早兩千年。在延續到西元前3世紀的春秋戰國時代，東方就產生了民族國家。西方以古代征服國家、中世紀宗教國家的形態度過了幾千年，直到1648年《西發里亞和約》之後，才看到民族國家的誕生。民族國家形成得早，並不意味著智慧就發達。它只不過決定了知識的方向而已。哲學也是知識的結晶，絕不是與智慧相關的東西。西方的意識形態時代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民族國家的誕生，在文明層面上需要新的思想與哲學。隨著民族國家的誕生，會發生尊重自然哲學的哲學變化，以國民為中心的民本思想也隨之萌生。民本思想在政治經濟體制中意味著個人的經濟自律，而這正是成功的政治經濟的核心。如果一個文明內部具有以自然哲學為中心的民本思想和經濟自律這些基本要素，經濟就會發展；否則，經濟發展就不可能。
東西方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是何時形成的？西方使用「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即「民主主義民族國家」這一概念。它必須是具備工業革命以後在西方出現的民主主義的國家。只有具備憲法、三權分立等制衡制度，才構成民族國家的要素。在東方，尤其重要的是傳統王朝的廢除。也就是把中國1912年的辛亥革命、日本1868年的明治維新、韓國1897年大韓帝國的成立看作民族國家的出現。這是出自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見解。
然而用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方法，東西方的文明就無法比較了。在西方，民族國家的出現與民主主義政治體制的確立幾乎同時發生在17—18世紀。然而在東方，民族國家形成於西元前5至3世紀，民主主義則形成於19—20世紀。在東方，民族國家在民主主義政治體制引入之前已經存在了將近兩千年。民族國家的確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民族國家為了生存，必然會以自然哲學和民本主義為指向。
在西方，近代以前找不到民本思想。古代希臘—羅馬時代是奴隸不可或缺的征服國家時代。在把人分為公民與奴隸的體制中，民本思想是不必要的。中世紀是遵從和研究神而不是人的命令的宗教國家時代，所以自然主義的人性論或民本思想同樣是不必要的。因此在西方，近代以前，以國家內的所有人即國民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哲學是不必要的。
與此相反，在東方，隨著國家具備民族國家的形態而產生的民本思想，比西方早了兩千年。
民族國家的出現，會在一個文明的哲學思潮中催生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遵循為了國家生存的「自然哲學」體系。民族國家不是靠征服者或先知等領導者的命令，而是靠以民族為中心的「民本主義」來謀求生存。它會經歷一個不以啟示宗教、而以自然哲學體系作為國家運營中心的過程。生存即自我保存本能，成為國家的首要政策。
民族國家的出現，會帶來文明體系的核心變化。東西方文明比較中的一個要點，就是東西方各自在什麼時候出現了民族國家。東西方是在什麼時候出現民族國家的？季辛吉指出，東方民族國家的出現比西方早約兩千年：
在中國，戰國時代持續了250年，以秦始皇的統一而告終。在此期間，封建諸國獲得了自治權，變成了獨立的國家。西方在從1648年《西發里亞和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段時期，有過類似的經歷：歐洲各國在勢力均衡中為爭奪主導權而鬥爭的過程。408
美國政治學家福山也指出，國家之間持續數百年的戰爭會改變國家的形態，並說明了東西方的民族國家是如何形成的。東方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經歷了這種數百年的戰爭狀態，民族國家由此誕生。西方則在一千多年之後，經歷了類似的戰爭狀態，誕生了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
在中國，民族國家是在春秋戰國時代接連不斷的戰爭中形成的……這一現象在東西方比較中顯示出一種非常有趣的情形……在比東方晚一千多年才形成的民族國家的建立上，西方顯示出非常相似的結果……在中國和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都源於為戰爭作準備的努力。透過戰爭準備，封建領主的領地逐漸整合為一個國家的領土，國家統治權力走向中央集權，近代式的獨立行政體制由此誕生。409
民族國家一旦形成，就會產生統治它們的行政體制即官僚制、運營國內經濟的政治經濟思想、運營國內政治的民本主義政治倫理思想等。在東方，這樣的體制在西元前的戰國時代就已經形成了。在西方，則是在兩千年之後的《西發里亞和約》以後才形成的。
如果說西方的民族國家始於《西發里亞和約》（1648）之後，那麼在此之前的西方國家究竟具有什麼形態的組織？希臘—羅馬時代是征服國家體制。被征服國家的人就是奴隸。希臘和羅馬這樣的征服國家，由構成國家的公民和抓來的奴隸組成。斯巴達的奴隸比公民多得多，雅典的奴隸超過一半，羅馬約有三分之一是奴隸。奴隸靠在戰爭、掠奪中抓來，或在奴隸市場上購買來補充。凱撒作為征服高盧地區的英雄而聞名於西方歷史，但他在征服高盧地區時，靠出賣無數奴隸積累了財富。有一次，他的軍隊在打了勝仗的那天，一次就抓獲並賣掉了五萬名奴隸，給凱撒和羅馬軍團士兵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奴隸受到什麼樣的對待？亞里斯多德是這樣看待他們的：奴隸與動物是一樣的存在，因為奴隸和動物一樣沒有靈魂。
然而在野蠻人中間，女人和奴隸沒有區別，因為他們中間沒有天生的統治者：他們是一個由男女奴隸組成的共同體。所以詩人們說：「希臘人統治野蠻人是理所當然的」，彷彿他們認為野蠻人與奴隸天生就是一回事。410
亞里斯多德相信只有希臘公民才有靈魂，並向希臘人闡述了這種哲學。在希臘的城邦征服國家中，打贏戰爭、搶回金銀財寶和奴隸，是守護和壯大國家經濟的最佳方法。羅馬也是征服國家體制。在以奴隸為基礎的征服國家中，沒有以所有的人為對象的政治經濟理論的立足之地。
希臘—羅馬時代以後，西方在中世紀一千多年間是宗教國家。因為羅馬教廷擁有絕對的權力，所以以神為中心的宗教或教廷是中心。411 地方領主或國王只行使有限的權力，所以在民族國家內以全體百姓為對象的政治經濟思想無法誕生。在中世紀期間，西方是教會與國家共存，但教會在國家運營體制中佔據優勢。尤其是啟示宗教的末世論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直到16世紀，西方的基督教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等待的歷史：他們的歷史，就是等待人類歷史的終結何時到來，並在那終結一再推遲的情況下繼續等待。儘管等待的具體形式隨著情況而變化，但等待末日這一點始終不變。412 ……路德常說末日將在幾年之內到來，還說那可能就是今年。他也常說神會為了選民而提前末日的時間，並解釋說：「在時間的流逝中，今後的一百年將縮短得如同十年。」413
因此，直到《西發里亞和約》之後，國家才第一次得以與宗教分開，作為一種政治體制而存在。既不是征服國家也不是宗教國家的民族國家，第一次在西方誕生了。
「誰的領地，誰的宗教」這一概念，是支持國家統治者主權的表述。它的意思是：不論統治者持有什麼樣的宗教觀，在他所統治的地區之內，國家都凌駕於宗教之上。然而這一概念直到三十年戰爭即將結束時才成為可能。它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德意志人在締結和平時，能夠確立這樣一個原則：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宗教如今已沒有可以行使的權力。414
隨著民族國家的產生，西方的國家終於開始不是憑宗教的善惡判斷、而是憑精神來思考國家的未來。這是為了生存。這樣的哲學體系會從征服者或啟示宗教的演繹式命令體系中獨立出來。於是，民族國家自然會擺脫演繹式的命令體系，遵循只能由自己去發現的歸納式自然哲學體系。
認為即將到來的事情並不是必然的，這一想法立即限制了宗教理應行使的權力。末日審判的概念在善惡的選擇上只允許一個條件。然而政治家為了國家的未來，在不是選擇善惡、而是判斷最壞之惡與次壞之惡的選擇上，必須作出道德的而不是宗教的判斷。在這方面，黎希留（Richelieu）認為在國家運營中遠見最為重要：因為只有具備遠見，政治家才能避開降臨到國家頭上的惡。惡一旦開始，就會越來越難以避免。415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自然哲學體系的政治經濟都會以「民本主義」為指向。為了國家的生存，只能如此。民本思想是如何萌生的？隨著春秋戰國時代形成的民族國家一同出現的民本思想，成為國家生存最重要的要素。因為只有依靠民本主義，民族國家才能生存下去。民本思想是這樣一種思想：對國家最重要的，不是征服者領袖或啟示宗教的指示，而是百姓。春秋戰國時代以後，民本思想一直以為民、保民、牧民、愛民等多種表述出現。孟子早在西元前4世紀就闡明了民本思想的本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孟子是積極地把百姓的重要性放在首位的哲學家之一。其理由很簡單：民本思想是國家與國民的「生存」所必需的。在孟子之前，孔子以及《道德經》等中，民本主義就已經作為東方自然哲學的核心主題出現了。
西方的民本思想，是在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首次提出之後，才在哲學上站穩腳跟的。在此之前，希臘—羅馬時代的「征服時代」和中世紀的「教權時代」持續了幾千年，民本主義無法在西方產生。西方直到17世紀才誕生了需要民本主義的民族國家，而以民主方式更替領導者的民主主義制度和模式，在19世紀傳播到西方各國。東方也引進了這些制度和模式，並去適應它們。在這一過程中，東方原本就有的民本主義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東方吸收西方民主主義制度的過程中，東方的民本思想在文明上已經存在了。「文化是母親，制度是她的孩子。」沒有文化，制度就無法適應。
盧梭以國民為中心的思想，在西方是一個全新的視角。深受其感動的是德國哲學家康德。康德留下記錄說，在讀盧梭之前，他並不知道「國民」（people）的重要性。康德以前的西方思想家們，在重視征服時代的征服領袖或教權時代的宗教領袖的西方文明體制之內生活了兩千多年。然而在1648年《西發里亞和約》之後，西方政治倫理思想的框架發生了變化。直到民族國家出現以後，「國民」全體才第一次在西方成為國家生存所必需的，並出現了主張這一點的思想家。
民本思想並不是因為它是國家或民主主義理所當然重視的意識形態或哲學概念才發展起來的，而是在民族國家成立的框架中自發產生的。如果戰爭橫行的時期持續下去，為了讓國家之內的所有人都活下來，就必須不是靠領導者或貴族，而是靠全體國民的努力，才能守住國家。這一結論不是來自哲學或意識形態，而是來自人性的自我保存本能。正是出於這種必要，自然哲學體系才得以產生。
民本主義 vs 民主主義
「東方民族國家的形成比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早了兩千年」，這一現象意味著，必然伴隨民族國家形成而來的「民本主義」的萌生，東方比西方早了兩千年。說民本主義領先，並不是說「民主主義」體制在東方比在西方領先。民主主義包括依靠法律和制度的「領導者的和平更替」。尤其是把領導者的和平更替寫入憲法，並把這一目的反映到體現制衡的政治制度中，是西方在17—18世紀完成的。這些是東方的民本主義沒能發展出來的東西，全都是從西方學來的。
在比較東西方時，「自然哲學」、「民本主義」以及支撐它們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萌生，應當著眼於「民族國家」的出現，而不是民主主義的出現。民本主義是在東方很早就發展起來的政治經濟理念。它包含著百姓是國家根本的意思。孟子在西元前4世紀主張了名為易姓革命論的王朝更替說。這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哲學。這是比西方直到17世紀絕對王政時代所主張的君權神授說早兩千年的東方民本主義思想的出現。民貴君輕思想是這樣一個哲學體系：只有尊重百姓、照顧百姓的生活，政治經濟才能發展，國家的保存與發展才能正常實現。
在孟子之前，《尚書》中就已經闡述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即百姓是國家的根本，百姓安定，國家才能太平。民心即天心，意思是領導者不違背百姓的意願、傾聽百姓的聲音，國家才能安定。民惟邦本思想作為約西元前20世紀夏朝《五子之歌》的遺訓，其作為思想被整理確立，似乎是在西元前10世紀前後的周朝初期。因此，民惟邦本、民貴君輕這樣的民本思想，在戰國時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前，就已經在中國文明中有著悠久的根源。
特別是孟子，在戰國時代連綿不斷的戰爭中，從民惟邦本思想更進一步，發展到民貴君輕思想，主張可以更換無能領導者的易姓革命。然而直到19世紀，東方都沒能擺脫領導者至死都是領導者的終身制制度和習慣。一旦出現無能的領導者，是繼續侍奉他還是更換他，這一倫理問題只能一直存在下去。在這種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終身制之上，建立起和平更替領導者這一革命性制度的，是西方的民主主義。17—18世紀英國的光榮革命和法國的市民革命，成為西方確立民主主義的契機。
民主主義的實現，產生於西方立足於示顯論的哲學體系之內。有人認為，西方思想家們在統治中世紀一千年的教權與新興王權之間的權力鬥爭中，開始關注「制衡」制度，最終奠定了民主主義發展的基礎。認為可以實現從根本上改變人所生活的世界的「理想的實現」，這種視角可以看作是在西方示顯論的思維中使民主主義的起步成為可能的原因。可以說，在東方不顯論的思維中，有一種過於現實的一面，難以把民本主義革命性地轉變為民主主義。民主主義之所以在西方發展起來，可以看作是基於倫理的東方思維與基於法律的西方文明思維之間的差異。實際上，東方實現領導者的和平更替，是在19世紀以後引進了基於西方民主主義哲學的制度之後才成為可能的。
這樣把東方民本主義的出發點與西方民主主義之前的民本主義的出發點加以比較，我們就能理解在東西方文明比較中必然產生的差距。
在比較東西方文明時，考慮到民族國家的出現，我們就要在東西方思想家之間設定兩千年的間隔。在東西方文明比較中，道家 vs 理神論、儒家 vs 自然哲學、無為思想 vs 自由放任主義、韓非子 vs 馬基維利、《孫子兵法》vs 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等概念或思想家之間的比較，都顯示出兩千年的間隔。道家、儒家、無為思想、韓非子、孫子等，都是西元前的人物，或是那個時候形成的思想。與之相對的西方人物或思想包括理神論、自然哲學、自由放任主義、馬基維利、克勞塞維茲等，都是在西方近代確立的思想或人物。他們都遵循的不是啟示宗教體系，而是自然哲學體系。只有在他們出現之後，東西方自然哲學體系之間思想與人物的比較才成為可能。
在東方，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太過理所當然，並不是需要重新思考的概念。東方從幾千年前就一直生活在民族國家之中，所以並不熟悉別種國家。然而民族國家是西方在近代才第一次開始經歷的重要概念。因為西方的特徵可以概括為：希臘—羅馬時代是征服國家，中世紀是宗教國家，直到近代才建立了民族國家。古代希臘—羅馬的征服國家，是由公民和各種奴隸等組成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國家。在中世紀一千多年間，西方以宗教為中心劃分國家，所以國家之內是多個民族共同生活的形態。
羅馬教皇深深介入基督教國家的運營，在宗教改革時期，國家又分成天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而成立。天主教國家內生活著信仰天主教的多個民族，新教徒無法在那裡生活。同樣，新教國家內生活著信仰新教的多個民族，天主教徒無法在那裡生活。這種形態經過17世紀新教與天主教之間長期的戰爭，最終為了生存，誕生了與宗教無關、以民族為中心的國家。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之內，由同一民族構成、信仰天主教或新教的人們生活在了一起。經過數百年的戰爭，民族國家終於出現，新的國家運營體制隨之萌生。至此，西方才確立了自然哲學與民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哲學體系。
西方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在17世紀。呼喚自然哲學的思想家登場了。在西方強調自然哲學與經驗主義的培根，就是那個時代的人：「人作為自然的僕人和解釋者，他所能做的、所能理解的，只限於他在事實上或思想上對自然進程所觀察到的；除此之外，他既不能知道什麼，也不能做什麼。」繼培根之後，斯賓諾莎把自然哲學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高呼神與自然是一體的：「人不可能不是自然的一部分……神的力量，即自然的力量，維持著人的存在。」高呼自由放任政治經濟的法國的魁奈和英國的亞當·斯密，也追隨他們之後：「自由放任，自由通行，世界自會運轉」成為他們的哲學。他們受到了東方自然哲學中無為思想的啟發。
2) 東方的民本政治經濟：管子、荀子、韓非子、司馬遷，以及《道德經》
民族國家為了生存，自然會依靠民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哲學。政治經濟哲學在17—18世紀以前的西方文明中並不存在。因為在征服時代的希臘—羅馬時代或以宗教為中心的中世紀，民族國家並不存在。近代以前的西方思想家們沒有民族國家，所以沒有必要思考民族國家中所產生的政治經濟思想。直到17世紀，西方才誕生了民族國家，並在此基礎上，於18世紀在法國產生了名為重農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接著，英國的亞當·斯密作為西方的政治經濟思想家嶄露頭角。
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在所有領域都闡述了理論與哲學，但在他們那裡幾乎找不到政治經濟思想的痕跡。因為他們生活在征服時代的文明中，所以他們所想出來的「政治經濟思想」，只限於關於人在社會中擁有什麼樣的財產才對這一政治倫理問題的一些見解。他們沒有必要關心以國家或城邦內的所有人即「國民」為對象的政治經濟。
然而在民族國家之內，為了生存，對國家內所有「國民」的關注變得最為重要。如何把國民運用到經濟活動中，成為國家力量與國家生存的重大目的。這正是民本思想必須出現的原因。於是，以民本思想為基礎，政治經濟思想第一次開始萌生。在西元前6至3世紀的戰國時代，東方的思想家們開始闡述政治經濟思想。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確立作為政治經濟思想基礎的人性觀，即基於自然哲學的人性的確立。他們以此為基礎，逐步確立了政治經濟哲學的核心。讓我們來看看《管子》、荀子、韓非子、司馬遷的《史記》以及老子的《道德經》。
《管子》（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管仲是戰國時代之前、封建制度向民族國家過渡的春秋時代的人物。他是在西元前685年至前645年這四十年間實際治理齊國的政治家。彙集了許多與他持有相似哲學的人的哲學思想的書，就是《管子》。它堪稱東西方最早的政治經濟著作。《管子》似乎始於春秋時代，對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思想家們產生了很大影響，並在戰國時代被編輯整理而成。《管子》所載的哲學中，尤其包含了許多關於國家內全體百姓的經濟政策思想。東方的民本主義與西方的民主主義不同。西方的民主主義表達的是人無論如何都要達成的願景或理想。東方的民本主義不是每個國家或個人都必須為之鬥爭的意識形態思想。它有一個非常現實的目標：為了在戰國時代讓國家和個人生存下去。也就是說，它有「自我保存」這一非常現實的目標。它立足於一種根本的現實論：只有增強國力，才能在戰國時代生存下去，而為此就必須把全體百姓看作國家最重要的因素並加以運用。民本成為民族國家生存哲學的基礎。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1:1）416
這種民本思想與無為思想相連。不加區別地包容人的領導者哲學，要在效法自然之哲學的無為思想中尋找根據。
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管子·牧民》1:5）
管子把鹽和鐵的流通變為國家專營，大大增加了齊國的國富。他還利用這一點，確立了根據穀物和其他物品的流通量來調節錢幣（貨幣）數量的經濟政策。這似乎是有系統地運用貨幣政策來管理國富的最早事例。417 穀價暴跌時，管子就投放貨幣收購穀物，把價格抬上去；穀價暴漲時，他就拋售穀物來穩定價格。在饑荒或戰爭等緊急時期，他透過增發貨幣或出售物資來確保財政。他利用齊國的黃金或貨幣買賣齊國及周邊國家的特產，使齊國的利益最大化。管仲推行把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聯繫起來的政策：一切稅收和公共工程的報酬都不以實物、而以貨幣來收取或支付。這在《管子》的〈輕重〉諸篇中有所闡述。對於桓公「能否平定天下物價」的提問，管仲的回答是輕重之術。輕重之術是物資多則價格下跌、物資少則價格上漲這一市場經濟原則，意思是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中運用貨幣來追求理財（意為善於運營國家財政）。418 以此為基礎，管仲使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419
荀子（西元前3世紀初）在其書第10篇〈富國〉中，像亞當·斯密18世紀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一樣，闡述了應當如何運營國家的經濟。荀子在〈富國〉篇中說明：百姓不富裕，就無法向百姓徵稅；不保護百姓，就無法使百姓勞作。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420
尤其有趣的是，亞當·斯密所推廣的「看不見的手」這一概念，兩千年前荀子就作過類似的闡述：即使各人不是為自己製造，那些產品最終也會有助於全體的利益。有趣之處在於，亞當·斯密提出的是靠看不見的手「私利創造公益」這一西方式的理論，而荀子闡述的則是透過「流通」，「各人的努力」造就出「所有人都使用的利益」：
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9:12）
荀子認為，透過流通，所有人都能用上人人享用的物品，在這一點上他表達了與亞當·斯密不同的見解。西方的亞當·斯密表達的見解是公益從私利中自然產生，而荀子強調的是流通的重要性。他認為是流通創造了公益。然而荀子也表達了這樣的見解：流通也可能被個人的貪慾所損害。
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荀子·性惡》23:1）
他認為，如果按照人性放任私利，公益就會受到損害。所以他主張，為了公益，人性必須由法與倫理來管理。
韓非子（西元前3世紀後期）在他的書《韓非子》中闡明了自己的政治經濟思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區分公益與私利的哲學：「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這一部分將在下一章「西方的私利與公益趨同論 vs 東方的私利與公益衝突論」中詳細考察。
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韓非子·飾邪》）
韓非子的私利—公益衝突論，與這樣一種哲學相聯繫：對運營國家的領導者來說，術治是核心之一：
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如果君主按照個人的喜好任用臣下，臣下就會致力於迎合君主的喜好，而不是致力於公益。（《韓非子·詭使》45:6）
韓非闡明，國家生存的最佳方法，是靠百姓的努力自行增大國富。作為其政治經濟哲學的出發點，他說明：人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追求個人的利益，國家的政策必須以此為基礎：
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皆挾自為心也。421
他闡明，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必須守護機會的均等，而不應追求結果的均等：
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征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韓非子·顯學》50:3）
韓非立足於公益—私利衝突論，闡明守護公共利益是國家和領導者的目的。韓非已經是戰國末期的人物，所以民族國家之內已經確立了官僚體制。他闡述了在官僚體制之內領導者與臣下追求利益的方式。他所教導的正是術治的核心。
《史記》（約西元前91年）是司馬遷所著的史書，可以與西方最早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書相比。尤其是《史記》的列傳部分，作為當時東西方英雄的人生記錄，與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非常相似。然而《史記》中包含著希羅多德或普魯塔克的《名人傳》中完全沒有的政治經濟思想。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東方已經完成了民族國家的形成，政治經濟思想已經成為與戰爭同等重要的決定國家命運的因素。
《史記》列傳第六十九篇名為〈貨殖列傳〉。「貨」意為財產，「殖」意為增殖。也就是說，這是關於財產為什麼重要、增加財產成為富人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財產的記錄。其中包含著司馬遷對闡明政治經濟思想的人性的卓見。他闡明，在人性中，利益和財產是推動人的根本原因：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129:2）
司馬遷考察歷史和人心的流向，看透了推動人的力量最終是由自身的利益所左右的。他認為，官吏如果不被引導去為公益工作就會追求私利，這種情況與一般人追求利益的人性是同一種人性。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史記·貨殖列傳》129:29）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史記·貨殖列傳》129:27）
人性既然如此，政府或領導者絕對不應該做的，就是「國家主義的貪慾」。也就是說，他強調領導者不應該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與百姓相爭。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
司馬遷闡明，正如荀子和韓非子所道破的，也正如兩千年後魁奈和亞當·斯密所努力的那樣，在國家經濟的運營中以無為思想（在西方即自由放任主義）為基礎，是最佳的方法：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史記·貨殖列傳》129:3）
他力陳，使流通順暢是振興經濟之道。這教導的不是國家的干預，而是市場經濟的有用性。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史記·貨殖列傳》）
《道德經》（西元前6—7世紀）：《管子》、荀子、韓非子、《史記》等，比西方早兩千年描繪出了政治經濟思想的宏大圖景。然而對政治經濟哲學闡述得最好的經典，是老子的《道德經》。尤其是，它把政治經濟哲學與《道德經》的行動指針無為思想一起提了出來。《管子》、荀子、韓非子、《史記》等都共有無為思想，但其根源在《道德經》。無為思想是在理解人性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以下是《道德經》中所明示的政治經濟哲學的一部分。
重視民生（《道德經》第53章）：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
簡明的法規（《道德經》第57章）：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小政府（《道德經》第58章）：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
民間主導（《道德經》第65章）：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輕稅（《道德經》第75章）：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社會平衡（《道德經》第77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領導者的清廉（《道德經》第81章）：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讓我們比較一下《道德經》與摩西五經對政治經濟的關注。在《聖經》中，很難找到對政治經濟活動的直接論述。在民族國家尚未形成之前就已完成的《聖經》，確實在《出埃及記》、《申命記》、《民數記》等中舉出了一些關於政治經濟活動的直接「律法」。例如：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數的，計算總數；你數的時候，他們各人要為自己的生命把贖價奉給耶和華。（《出埃及記》30:12）
你要把你撒種所產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產的，十分取一分。……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將本年的土產十分之一都取出來，積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裡無分無業的利未人，和你城裡寄居的，並孤兒寡婦，都可以來，吃得飽足。這樣，耶和華你神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你進了鄰舍的葡萄園，可以隨意吃飽了葡萄，只是不可裝在器皿中。你進了鄰舍站著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鐮刀割取禾稼。（《申命記》14:22—29；23:24—25）
他要承認所犯的罪，將所虧負人的，如數賠還，另外加上五分之一，歸與他所虧負的人。（《民數記》5:6—7）
在東西方比較中，重要的是，西方有限的政治經濟思想全都採取了律法即法的形式。因為西方的神對政治經濟並不關心，所以摩西五經中出現的這些關於經濟活動的內容，也不是關於政治經濟的，而是著重於「法」的性質：人必須遵守、違反就要受罰的東西。在同樣的脈絡中，希臘—羅馬文化以奴隸制度為基礎，建立在以戰爭、征服、掠奪為主要手段、積極伸張利己心的傳統與文化之上。在放任個人利己心這一點上，西方近現代的政治經濟思想與雅典—羅馬時代的古代思想有相似之處。那是基於民本思想的政治經濟思想尚未萌生的狀態。
在西方的啟蒙時代，東方的管子、荀子、韓非、司馬遷等思想家的書或哲學還沒有被介紹到西方。在啟蒙時代，只有儒家和道家的典籍被介紹到西方，並讓西方思想家們深受感動。所以，道家的政治經濟哲學連同道家的核心行動原理無為思想，對這時開始形成的西方政治經濟思想的潮流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民族國家的形成最終開啟了克服國家主義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從東方的無為思想中獲得了啟發。
3) 西方民族國家的出現：從重商主義到自由放任主義
西方把15世紀到18世紀稱為「大航海時代」（Age of Discovery）。這指的是西方征服世界的時代。西方列強以全世界為舞臺，開始了開拓殖民地、爭奪金銀、香料和奴隸的競爭。其手段主要依靠開拓、海盜行為和掠奪。以哥倫布和瓦斯科·達·伽馬開拓大西洋和印度洋為先導，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最先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的國家。葡萄牙曾走在前面，但人口太少，被西班牙趕超。西班牙靠著科爾特斯（1485—1547）、皮薩羅（1471—1541）等所謂征服者（conquistador）的活躍，掠奪了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的金銀。Conquistador在西班牙語中意為征服者。西班牙把從美洲獲得的巨量金銀運回國內，崛起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英國則集中力量襲擊和劫奪運送西班牙金銀和香料的船隻。著名的德雷克（1540—1596）就是代表人物。伊莉莎白女王投資於德雷克的海盜行為，有的年份王室收入的一半左右都來自於此。422 德雷克作為海盜、探險家、海軍將領、企業家、政治家都十分活躍，還獲封爵位，並在1588年與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海戰中立下赫赫戰功，是一位傑出的人物。對英國人來說，他是無與倫比的愛國者；對西班牙來說，他是對本國船隻橫渡大西洋威脅最大的海盜頭子，頭上懸著鉅額賞金。
西班牙與英國之間的這種競爭，在海上各處小規模衝突日益頻繁，最終演變為全面戰爭。在西方歷史上非常重要的1588年英吉利海峽海戰（格拉沃利訥海戰，the Battle of Gravelines）中，西班牙無敵艦隊覆滅，英國海軍獲勝，兩國的命運由此分野。423
隨著航運的發展和海外殖民地的開拓，歐洲各國投身於國際貿易。它們集中力量追求殖民地和領土擴張，透過管理國際貿易來增加國富。這種做法被稱為「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重商主義一詞來自拉丁語mercans，意為做買賣的人。歐洲列強追求重商主義政策，進入了國家之間幾乎無限制的戰爭狀態。從15世紀後期到18世紀，將近三百年間，這種崇拜重商主義的狀態一直持續著。其想法是像西班牙那樣，在殖民地獲取金銀，崛起為強國。
它們所採取的重商主義這一國家經濟政策，並不是一種懷有振興商業以謀民生、或維護世界秩序之世界觀的哲學。為了作為最強的國家生存和稱霸，它把征服他國、掠奪所需物資，或以有利於本國的貿易條件確保國家利益，當作最重要的競爭手段。這就是重商主義。這一政策就是要不擇手段地在國際貿易中實現貿易順差，並藉此使國家的財富即金銀的佔有最大化。自然，極端的保護貿易主義大行其道。在保護貿易主義的旗幟下，西方各國傾全力於實現貿易收支順差。重商主義政策是這樣表述的：
我們從外國進口的，絕不能多於我們賣出的。我們必須堅持這一政策，因為一旦違背它，我們就會變窮，而對方就會變富。424
於是所有國家都推行出口最大化、進口最小化的政策。按照這一立場，歐洲各國為爭奪海外殖民地、控制帝國內部的貿易而展開競爭。重商主義最終造就了大西洋三角貿易的模式。也就是說，棉花、砂糖、菸草等從美洲殖民地出口到歐洲；歐洲把用它們加工而成的紡織品、用甘蔗釀成的朗姆酒（Rum）等工業品出口到非洲或其他殖民地；非洲則把奴隸出口到美洲。這種貿易由歐洲各國帶頭推行。
專賣和壟斷成為重商主義政策的一般模式。所以亞當·斯密等近代經濟學家把重商主義看作國家權力與製造商、商人相勾結、損害消費者的龐大經濟體系。實際上，重商主義者的代表是政府官員和商人。實際上，商人們在排除了外國競爭的國內市場上握有壟斷權，攫取了鉅額利潤，而這終究是犧牲勞動者和消費者的結果。國家則可以徵收高關稅，並獨佔商人所繳納的稅金。重商主義者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為了國富、為了國家的生存，有必要把工人束縛在低工資上。他們認為，給予勞動者或下層階級教育、閒暇、高於最低限度的工資之類，會把國家引向懶惰與罪惡。所以在國內，為了提高貿易競爭力，他們積極壓制工資的上漲。
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貫穿初期殖民—榨取政策和中後期保護貿易政策的一個現象，可以用國家主義（statism）來表述。西方的殖民—重商主義政策，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最終歸結為國家主義：
重商主義在17—18世紀的歐洲達到頂峰。它是國家主義的一種：一種利用充滿謬誤的經濟邏輯來增強帝國主義國力、並向國家所選定的集團或個人授予壟斷權或提供補貼的制度。425
在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過程中，各國的君主為了自己的利益，試圖強力控制國家的經濟與通商政策。當然，當時的君主們在接連不斷的戰爭和緊迫的競爭中，也有把國家的安全與財富即富國強兵放在首位的一面。當時國家與君主並無區別。路易十四以「朕即國家」的宣言而聞名。以為國家為名義，與透過國家主義追求個人的利己心乃至貪慾，兩者之間毫無區別。
西方的政治經濟要從這種桎梏中解放出來，首先必須在西方建立民族國家。隨著1648年《西發里亞和約》使民族國家終於在西方起步，西方的政治經濟迎來了巨大的變化。民族國家睜眼看到了一種與征服國家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那是為了生存。在政治經濟方面，西方的思想家們開始認識到：排除政府的干預，確保國民的經濟自律，從而增進國家利益。由此，統治西方三個世紀的征服時代的重商主義退場，自由放任主義終於在西方的政治經濟中開花。426
在征服時代支配西方政治經濟的思想是國家主義。這是在維持王政、把國王的生存與國家的生存等同起來的時代為了生存而採取的方法。然而在17—18世紀，隨著民族主義的引入，西方再也不能依靠國家主義來維持國家經濟了。為了生存，它嘗試了大膽的國家改革。在這一過渡時期，西方革命頻發，各種思想氾濫。尤其是，它必須擺脫征服國家式的重商主義制度。隨著民族主義的起步，需要一種民族國家所需要的新的思維體系，這是為了民族國家的生存。18世紀西方的民族主義，在政治經濟方面開始嘗試以自由放任主義取代國家主義。
4) 自由放任主義從道家無為思想中獲得啟發
在近代啟蒙時代，西方正在拼命掙脫名為重商主義的徹底的國家控制。第一個在思想上向重商主義下戰書的，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他們開始認為，與其讓國家在重商主義的口號下在征服與榨取中無限競爭，不如用別的方法來增強國力。他們主張，透過最大限度地利用包括殖民地在內的本國農地、增加農業生產，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富。他們得知東方的農業正取得很高的生產力，並深深著迷於構成其背景的無為思想。
就在西方思想家們開始主張國民經濟自律的時候，東方的無為思想為西方所知。隨著主張排除包括政府在內的人為干預的無為哲學被引入西方，這一哲學在西方思想家們面前呈現為一種劃時代的、革命性的哲學。法國的重農主義者們集中關注政治經濟哲學的核心——個人的自律。他們在西方傳播了改編自無為思想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思想。法國重農主義者們把道家的「無為思想」改編為「laissez-faire」，自由放任思想開始在法國傳播開來。「laissez」意為「讓」，「faire」意為「做」，所以「laissez-faire」意為「讓它自己去做」，也就是無為。在西方，laissez-faire作為可以取代重商主義的嶄新的革命性思想興起。亞當·斯密也來到法國，會見了重農主義者，學習了這一思想。英語世界在引入這一重要思想時，沒有創造新詞，而是把法語的laissez-faire原封不動地用於英語之中。
政治經濟哲學是在東方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遠比西方更早發展起來的哲學。道家的核心思想無為被應用於政治經濟哲學。無為思想主張警惕有為，是重要到足以讓個人和領導者奉為行動原理的政治、經濟、倫理思想。作為道家行動原理的無為思想，蘊含著重要的經濟意義，以至於後來在西方被譯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義。無為思想是要把人為的干預減到最少，自由放任主義是要把國家的干預減到最少。無為思想涵蓋包括經濟在內的人的全部行為，自由放任主義則侷限於人的經濟行為。
重農主義者們集中關注的，是如何減少國家的干預、增強個人的生產能力。核心在於如何表達個人的努力對經濟是重要的。其背後有這樣一種哲學：與其透過海外征服獲取金銀，不如重視自然與農業來增加國富。問題是如何表達並體系化這一點。這時，道家的無為思想對法國重農主義哲學家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重農主義者們如何從無為思想中得出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新概念並在西方傳播，近來逐漸由西方人揭示出來。西方哲學家杜蘭特在《我們的東方遺產》（Our Oriental Heritage）一書中說明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產生過程。
法國的重農主義者們受到了道家、老子和莊子的影響。他們信奉無為思想，即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427
在政治經濟層面，法國的重農主義哲學家們沉醉於中國的農業制度、運營它的政府的倫理作用，以及其中所蘊含的經濟哲學無為思想。他們把這些歸結為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思想，使之在西方啟蒙時代流行開來：
明智的領導者應當知道，為政的要領在很大程度上在於順其自然、無所作為。這種哲學正內在於東方道家的無為（wuwei）思想之中。法國人把它譯為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傳到了西方……這一無為思想打動了魁奈，並透過向魁奈學習的亞當·斯密，成為西方近代政治經濟學的基礎。428
法國的重農主義者們認為國家的財富來自農業，並主張：當人們不受政府干預、遵循自然之理和市場機制勞作時，農業才能帶來最大的效果。「重農主義」（Physiocracy）一詞是由「自然」和「統治」組合而成的。這是要像農業那樣依靠自然來管理國富的想法。
法國重農主義：魁奈、古爾奈、普瓦弗爾
18世紀西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法國。在法國，西方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思考政治經濟的哲學家。魁奈於1758年發表了考察國家內部經濟運作的《經濟表》（Tableau économique）。他成為西方第一位政治經濟哲學家。魁奈作為法國重農主義的泰斗，是從中國的無為思想中把近代經濟學的基礎理念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引入18世紀西方的人物。魁奈認為，「無為」可以譯成法語的「自由放任」。429 自由放任主義是撼動西方政治經濟史的概念，因為它產生於法國，所以英語中也原封不動地使用這個法語詞。
魁奈（1694—1774）是法國重農主義者的代表。他沉醉於道家所主張的無為思想，開始在西方傳播仿照它的自由放任思想。430 法國的重農主義者們主張：「自由放任，自由通行，世界自會運轉。」把政治經濟從政府的干預中解放出來的想法支配著他們。這原封不動地遵循了東方的無為哲學：「政府干預越多，百姓的生活就越艱難。」
在當時，魁奈基於自由放任這一新思想的主張是革命性的。法國重農主義思想家們所標舉的自由放任思想傳到了英國，對以英國為中心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431 實際上，亞當·斯密在18世紀60年代曾到巴黎拜訪魁奈，就自由放任思想與他進行過商討。432 自由放任這一概念，在魁奈之前的17世紀末、18世紀前半葉，也曾在法國商人之間有過一些使用。433 然而在自由放任思想傳播開來的背景中，很難否認它與道家無為思想之間的關聯。
法國的重農主義思想家們認為，並不一定要像重商主義者那樣掠奪別人的東西才能致富，在自己擁有的農地上生產大量作物，就可以成為國富的源泉。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想法。重商主義的想法是，透過軍事征服，從殖民地最大限度地獲取金銀來增加國富。擴大來看重商主義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思，亞歷山大、凱撒、中世紀的查理大帝、西班牙對中南美洲的征服、英國和歐洲各國的殖民地征服等，都與重商主義有著共同的核心概念：佔有大量金銀的國家就成為強國。也就是說，國家征服他國的作用，對國富而言變得無比重要。這是國家內個人的生產力沒有任何個別價值的西方古代、中世紀、近代征服國家的政治哲學概念。
古爾奈（1712—1759）是魁奈的弟子，是在西方廣泛傳播自由放任主義的人物。在魁奈和古爾奈活躍的時期，中國發達的農業、運營它的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道家自然主義哲學的概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法國思想界。在它們的影響下，道家思想中「切勿過度統治！」的格言和「交給自然！」的口號，在法國知識分子中間廣為流行。依據這一點，也遵循老師魁奈的教導，古爾奈為了消除國家對商業和工業的管制這一自己的信念，熱心地傳播「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的口號。他的口號也以「自由放任，自由通行，世界自會運轉！」這一更為發展的形式在法國思想界流行開來。
古爾奈所呼喊的重農主義哲學「自由放任！自由通行！世界自會運轉！」，包含著從根本上扭轉征服國家或重商主義強化政府作用的政治哲學的意思。他的重農主義哲學，與道家的哲學「我無為，而民自化」（《道德經》第57章）內容相同。重農主義哲學的主張「交給自然！」這一口號，與道家「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經》第81章）的哲學完全吻合。重農主義的口號「切勿過度統治！」這一主張，與道家「以智治國，國之賊」（《道德經》第65章）的想法是同樣的表達。無為思想也是儒家所認同的哲學：「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17:19）
普瓦弗爾（1719—1786）是繼古爾奈之後在西方傳播無為思想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中國各地廣泛遊歷了四年。他是親身體驗了比西方更發達的農業經濟以及支撐它的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與作用、並把這些告訴法國的人物。實際上，魁奈和法國重農主義者們在中國的農業及其哲學支柱儒道思想中，看到了西方政治經濟的未來與模式。魁奈從普瓦弗爾那裡獲得了許多資訊，兩人在接觸中相互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普瓦弗爾把作為目擊者關於中國農業和道家思想的生動資訊與想法提供給了魁奈，而魁奈則對使普瓦弗爾成為重農主義哲學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普瓦弗爾對園藝農業有著濃厚的興趣，年輕時作為天主教傳教士被派往中國，在廣州和澳門地區工作。與住在北京、專注於儒學的其他耶穌會神父不同，普瓦弗爾關心園藝農業，前後兩次共四年在各地廣泛遊歷，對農業傾注了極大的關注。此後他又在東南亞、非洲、中美洲繼續研究。他把這些想法整理出來，出版了《一位哲學家的旅行》（Voyages d’un philosophe）一書。
普瓦弗爾在這部著作中，考察了中國的農業經濟之後，把它與非洲、美洲以及歐洲的農業狀況相比較，得出結論：所有這些地方都應當效法中國高效率、高生產力的農業制度。434 他是一位農業禮讚者。他批評當時歐洲列強在重商主義的框架內，不關注生產，只專注於透過通商進行競爭來運營政治經濟政策，主張透過農業可以大大提高產量。在這一點上，普瓦弗爾與重農主義思想家魁奈志趣相投。
普瓦弗爾在其著作中寫道：「在中國，作為國家根基的農業之所以繁榮，要歸功於簡明的倫理與規定，而這些倫理與規定是按照自然與精神的命令而制定的。」他把當時西方規範性的政府政策與中國自然的、放任的政府政策相比較並加以批評，主張應當效法中國政府這種自然的政策和國民活躍的勞動意識。他寫道：「在其他地區，百姓遵從的是由想要欺騙別人的狡猾之徒制定的、暗藏意圖的可疑規定或政策，這與中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435
他發現，中國的農業和思想體系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而這種方式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儘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干預個人的經濟活動，並努力減輕稅收。他認為，中國的這種政治經濟思想凝聚在道家的道與無為的概念之中。因此他觀察到，在中國，君主放棄了干預或指導國民經濟的想法，而專注於讓百姓遵循他們自己的道路，也就是道。436
法國的重農主義思想家們認為，中國的皇帝每年春天為了培養百姓的勞動意識而以身作則、示範播種，這含有尊敬自然的意思。然而在東方文明中，對自然的尊敬並不像西方宗教那樣含有自然是神聖的或聖潔的這一意味。因為他們認為，在中國的思想體系之內，把超自然的東西神聖化的哲學並不受尊敬，反而會讓人感到輕蔑。東方文明認為，按照自然中存在的法則運作的自我規律的體系是最好的方法，並認為這樣做會給所有人帶來最大的利益。所以統治者除了為百姓以身作則之外不加干預，是最好的統治方法，而這正是無為思想。
對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來說，無為思想的重要性，並不只是對魁奈、古爾奈、普瓦弗爾等重農主義者而言的。他們認為，法律與政治經濟思想都應當效法自然哲學與無為思想。他們認為，「立法者與法律都必須承認自然之道這一原則」，這樣才能效法「中國理想的行為方式——無為」。他們評價說：「在中國，無為思想正是政府政治經濟的中心思想。」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