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与政治经济的起步

1) 民族国家以民本主义为指向

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历史上最重要的因素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形成。东方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上比西方早两千年。在延续到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东方就产生了民族国家。西方以古代征服国家、中世纪宗教国家的形态度过了几千年，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看到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形成得早，并不意味着智慧就发达。它只不过决定了知识的方向而已。哲学也是知识的结晶，绝不是与智慧相关的东西。西方的意识形态时代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民族国家的诞生，在文明层面上需要新的思想与哲学。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会发生尊重自然哲学的哲学变化，以国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也随之萌生。民本思想在政治经济体制中意味着个人的经济自律，而这正是成功的政治经济的核心。如果一个文明内部具有以自然哲学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和经济自律这些基本要素，经济就会发展；否则，经济发展就不可能。

东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何时形成的？西方使用“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即“民主主义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它必须是具备工业革命以后在西方出现的民主主义的国家。只有具备宪法、三权分立等制衡制度，才构成民族国家的要素。在东方，尤其重要的是传统王朝的废除。也就是把中国1912年的辛亥革命、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韩国1897年大韩帝国的成立看作民族国家的出现。这是出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见解。

然而用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东西方的文明就无法比较了。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与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确立几乎同时发生在17—18世纪。然而在东方，民族国家形成于公元前5至3世纪，民主主义则形成于19—20世纪。在东方，民族国家在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引入之前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千年。民族国家的确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族国家为了生存，必然会以自然哲学和民本主义为指向。

在西方，近代以前找不到民本思想。古代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不可或缺的征服国家时代。在把人分为公民与奴隶的体制中，民本思想是不必要的。中世纪是遵从和研究神而不是人的命令的宗教国家时代，所以自然主义的人性论或民本思想同样是不必要的。因此在西方，近代以前，以国家内的所有人即国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哲学是不必要的。

与此相反，在东方，随着国家具备民族国家的形态而产生的民本思想，比西方早了两千年。

民族国家的出现，会在一个文明的哲学思潮中催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遵循为了国家生存的“自然哲学”体系。民族国家不是靠征服者或先知等领导者的命令，而是靠以民族为中心的“民本主义”来谋求生存。它会经历一个不以启示宗教、而以自然哲学体系作为国家运营中心的过程。生存即自我保存本能，成为国家的首要政策。

民族国家的出现，会带来文明体系的核心变化。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一个要点，就是东西方各自在什么时候出现了民族国家。东西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民族国家的？基辛格指出，东方民族国家的出现比西方早约两千年：

在中国，战国时代持续了250年，以秦始皇的统一而告终。在此期间，封建诸国获得了自治权，变成了独立的国家。西方在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段时期，有过类似的经历：欧洲各国在势力均衡中为争夺主导权而斗争的过程。⁴⁰⁸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也指出，国家之间持续数百年的战争会改变国家的形态，并说明了东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东方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经历了这种数百年的战争状态，民族国家由此诞生。西方则在一千多年之后，经历了类似的战争状态，诞生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在中国，民族国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接连不断的战争中形成的……这一现象在东西方比较中显示出一种非常有趣的情形……在比东方晚一千多年才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上，西方显示出非常相似的结果……在中国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源于为战争作准备的努力。通过战争准备，封建领主的领地逐渐整合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国家统治权力走向中央集权，近代式的独立行政体制由此诞生。⁴⁰⁹

民族国家一旦形成，就会产生统治它们的行政体制即官僚制、运营国内经济的政治经济思想、运营国内政治的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等。在东方，这样的体制在公元前的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在西方，则是在两千年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才形成的。

如果说西方的民族国家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之后，那么在此之前的西方国家究竟具有什么形态的组织？希腊—罗马时代是征服国家体制。被征服国家的人就是奴隶。希腊和罗马这样的征服国家，由构成国家的公民和抓来的奴隶组成。斯巴达的奴隶比公民多得多，雅典的奴隶超过一半，罗马约有三分之一是奴隶。奴隶靠在战争、掠夺中抓来，或在奴隶市场上购买来补充。凯撒作为征服高卢地区的英雄而闻名于西方历史，但他在征服高卢地区时，靠出卖无数奴隶积累了财富。有一次，他的军队在打了胜仗的那天，一次就抓获并卖掉了五万名奴隶，给凯撒和罗马军团士兵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奴隶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亚里士多德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奴隶与动物是一样的存在，因为奴隶和动物一样没有灵魂。

然而在野蛮人中间，女人和奴隶没有区别，因为他们中间没有天生的统治者：他们是一个由男女奴隶组成的共同体。所以诗人们说：“希腊人统治野蛮人是理所当然的”，仿佛他们认为野蛮人与奴隶天生就是一回事。⁴¹⁰

亚里士多德相信只有希腊公民才有灵魂，并向希腊人阐述了这种哲学。在希腊的城邦征服国家中，打赢战争、抢回金银财宝和奴隶，是守护和壮大国家经济的最佳方法。罗马也是征服国家体制。在以奴隶为基础的征服国家中，没有以所有的人为对象的政治经济理论的立足之地。

希腊—罗马时代以后，西方在中世纪一千多年间是宗教国家。因为罗马教廷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或教廷是中心。⁴¹¹ 地方领主或国王只行使有限的权力，所以在民族国家内以全体百姓为对象的政治经济思想无法诞生。在中世纪期间，西方是教会与国家共存，但教会在国家运营体制中占据优势。尤其是启示宗教的末世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直到16世纪，西方的基督教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等待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就是等待人类历史的终结何时到来，并在那终结一再推迟的情况下继续等待。尽管等待的具体形式随着情况而变化，但等待末日这一点始终不变。⁴¹² ……路德常说末日将在几年之内到来，还说那可能就是今年。他也常说神会为了选民而提前末日的时间，并解释说：“在时间的流逝中，今后的一百年将缩短得如同十年。”⁴¹³

因此，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国家才第一次得以与宗教分开，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而存在。既不是征服国家也不是宗教国家的民族国家，第一次在西方诞生了。

“谁的领地，谁的宗教”这一概念，是支持国家统治者主权的表述。它的意思是：不论统治者持有什么样的宗教观，在他所统治的地区之内，国家都凌驾于宗教之上。然而这一概念直到三十年战争即将结束时才成为可能。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德意志人在缔结和平时，能够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宗教如今已没有可以行使的权力。⁴¹⁴

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西方的国家终于开始不是凭宗教的善恶判断、而是凭精神来思考国家的未来。这是为了生存。这样的哲学体系会从征服者或启示宗教的演绎式命令体系中独立出来。于是，民族国家自然会摆脱演绎式的命令体系，遵循只能由自己去发现的归纳式自然哲学体系。

认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并不是必然的，这一想法立即限制了宗教理应行使的权力。末日审判的概念在善恶的选择上只允许一个条件。然而政治家为了国家的未来，在不是选择善恶、而是判断最坏之恶与次坏之恶的选择上，必须作出道德的而不是宗教的判断。在这方面，黎塞留（Richelieu）认为在国家运营中远见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具备远见，政治家才能避开降临到国家头上的恶。恶一旦开始，就会越来越难以避免。⁴¹⁵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自然哲学体系的政治经济都会以“民本主义”为指向。为了国家的生存，只能如此。民本思想是如何萌生的？随着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民族国家一同出现的民本思想，成为国家生存最重要的要素。因为只有依靠民本主义，民族国家才能生存下去。民本思想是这样一种思想：对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征服者领袖或启示宗教的指示，而是百姓。春秋战国时代以后，民本思想一直以为民、保民、牧民、爱民等多种表述出现。孟子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阐明了民本思想的本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是积极地把百姓的重要性放在首位的哲学家之一。其理由很简单：民本思想是国家与国民的“生存”所必需的。在孟子之前，孔子以及《道德经》等中，民本主义就已经作为东方自然哲学的核心主题出现了。

西方的民本思想，是在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首次提出之后，才在哲学上站稳脚跟的。在此之前，希腊—罗马时代的“征服时代”和中世纪的“教权时代”持续了几千年，民本主义无法在西方产生。西方直到17世纪才诞生了需要民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而以民主方式更替领导者的民主主义制度和模式，在19世纪传播到西方各国。东方也引进了这些制度和模式，并去适应它们。在这一过程中，东方原本就有的民本主义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方吸收西方民主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东方的民本思想在文明上已经存在了。“文化是母亲，制度是她的孩子。”没有文化，制度就无法适应。

卢梭以国民为中心的思想，在西方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深受其感动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康德留下记录说，在读卢梭之前，他并不知道“国民”（people）的重要性。康德以前的西方思想家们，在重视征服时代的征服领袖或教权时代的宗教领袖的西方文明体制之内生活了两千多年。然而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框架发生了变化。直到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国民”全体才第一次在西方成为国家生存所必需的，并出现了主张这一点的思想家。

民本思想并不是因为它是国家或民主主义理所当然重视的意识形态或哲学概念才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民族国家成立的框架中自发产生的。如果战争横行的时期持续下去，为了让国家之内的所有人都活下来，就必须不是靠领导者或贵族，而是靠全体国民的努力，才能守住国家。这一结论不是来自哲学或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人性的自我保存本能。正是出于这种必要，自然哲学体系才得以产生。

民本主义 vs 民主主义

“东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比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早了两千年”，这一现象意味着，必然伴随民族国家形成而来的“民本主义”的萌生，东方比西方早了两千年。说民本主义领先，并不是说“民主主义”体制在东方比在西方领先。民主主义包括依靠法律和制度的“领导者的和平更替”。尤其是把领导者的和平更替写入宪法，并把这一目的反映到体现制衡的政治制度中，是西方在17—18世纪完成的。这些是东方的民本主义没能发展出来的东西，全都是从西方学来的。

在比较东西方时，“自然哲学”、“民本主义”以及支撑它们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萌生，应当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出现。民本主义是在东方很早就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理念。它包含着百姓是国家根本的意思。孟子在公元前4世纪主张了名为易姓革命论的王朝更替说。这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哲学。这是比西方直到17世纪绝对王政时代所主张的君权神授说早两千年的东方民本主义思想的出现。民贵君轻思想是这样一个哲学体系：只有尊重百姓、照顾百姓的生活，政治经济才能发展，国家的保存与发展才能正常实现。

在孟子之前，《尚书》中就已经阐述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即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安定，国家才能太平。民心即天心，意思是领导者不违背百姓的意愿、倾听百姓的声音，国家才能安定。民惟邦本思想作为约公元前20世纪夏朝《五子之歌》的遗训，其作为思想被整理确立，似乎是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的周朝初期。因此，民惟邦本、民贵君轻这样的民本思想，在战国时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中国文明中有着悠久的根源。

特别是孟子，在战国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争中，从民惟邦本思想更进一步，发展到民贵君轻思想，主张可以更换无能领导者的易姓革命。然而直到19世纪，东方都没能摆脱领导者至死都是领导者的终身制制度和习惯。一旦出现无能的领导者，是继续侍奉他还是更换他，这一伦理问题只能一直存在下去。在这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终身制之上，建立起和平更替领导者这一革命性制度的，是西方的民主主义。17—18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的市民革命，成为西方确立民主主义的契机。

民主主义的实现，产生于西方立足于示显论的哲学体系之内。有人认为，西方思想家们在统治中世纪一千年的教权与新兴王权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开始关注“制衡”制度，最终奠定了民主主义发展的基础。认为可以实现从根本上改变人所生活的世界的“理想的实现”，这种视角可以看作是在西方示显论的思维中使民主主义的起步成为可能的原因。可以说，在东方不显论的思维中，有一种过于现实的一面，难以把民本主义革命性地转变为民主主义。民主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发展起来，可以看作是基于伦理的东方思维与基于法律的西方文明思维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东方实现领导者的和平更替，是在19世纪以后引进了基于西方民主主义哲学的制度之后才成为可能的。

这样把东方民本主义的出发点与西方民主主义之前的民本主义的出发点加以比较，我们就能理解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必然产生的差距。

在比较东西方文明时，考虑到民族国家的出现，我们就要在东西方思想家之间设定两千年的间隔。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道家 vs 理神论、儒家 vs 自然哲学、无为思想 vs 自由放任主义、韩非子 vs 马基雅维利、《孙子兵法》vs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概念或思想家之间的比较，都显示出两千年的间隔。道家、儒家、无为思想、韩非子、孙子等，都是公元前的人物，或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思想。与之相对的西方人物或思想包括理神论、自然哲学、自由放任主义、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等，都是在西方近代确立的思想或人物。他们都遵循的不是启示宗教体系，而是自然哲学体系。只有在他们出现之后，东西方自然哲学体系之间思想与人物的比较才成为可能。

在东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太过理所当然，并不是需要重新思考的概念。东方从几千年前就一直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所以并不熟悉别种国家。然而民族国家是西方在近代才第一次开始经历的重要概念。因为西方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希腊—罗马时代是征服国家，中世纪是宗教国家，直到近代才建立了民族国家。古代希腊—罗马的征服国家，是由公民和各种奴隶等组成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家。在中世纪一千多年间，西方以宗教为中心划分国家，所以国家之内是多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形态。

罗马教皇深深介入基督教国家的运营，在宗教改革时期，国家又分成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而成立。天主教国家内生活着信仰天主教的多个民族，新教徒无法在那里生活。同样，新教国家内生活着信仰新教的多个民族，天主教徒无法在那里生活。这种形态经过17世纪新教与天主教之间长期的战争，最终为了生存，诞生了与宗教无关、以民族为中心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之内，由同一民族构成、信仰天主教或新教的人们生活在了一起。经过数百年的战争，民族国家终于出现，新的国家运营体制随之萌生。至此，西方才确立了自然哲学与民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体系。

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在17世纪。呼唤自然哲学的思想家登场了。在西方强调自然哲学与经验主义的培根，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人作为自然的仆人和解释者，他所能做的、所能理解的，只限于他在事实上或思想上对自然进程所观察到的；除此之外，他既不能知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继培根之后，斯宾诺莎把自然哲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高呼神与自然是一体的：“人不可能不是自然的一部分……神的力量，即自然的力量，维持着人的存在。”高呼自由放任政治经济的法国的魁奈和英国的亚当·斯密，也追随他们之后：“自由放任，自由通行，世界自会运转”成为他们的哲学。他们受到了东方自然哲学中无为思想的启发。

2) 东方的民本政治经济：管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以及《道德经》

民族国家为了生存，自然会依靠民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政治经济哲学在17—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明中并不存在。因为在征服时代的希腊—罗马时代或以宗教为中心的中世纪，民族国家并不存在。近代以前的西方思想家们没有民族国家，所以没有必要思考民族国家中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思想。直到17世纪，西方才诞生了民族国家，并在此基础上，于18世纪在法国产生了名为重农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接着，英国的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家崭露头角。

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所有领域都阐述了理论与哲学，但在他们那里几乎找不到政治经济思想的痕迹。因为他们生活在征服时代的文明中，所以他们所想出来的“政治经济思想”，只限于关于人在社会中拥有什么样的财产才对这一政治伦理问题的一些见解。他们没有必要关心以国家或城邦内的所有人即“国民”为对象的政治经济。

然而在民族国家之内，为了生存，对国家内所有“国民”的关注变得最为重要。如何把国民运用到经济活动中，成为国家力量与国家生存的重大目的。这正是民本思想必须出现的原因。于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政治经济思想第一次开始萌生。在公元前6至3世纪的战国时代，东方的思想家们开始阐述政治经济思想。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确立作为政治经济思想基础的人性观，即基于自然哲学的人性的确立。他们以此为基础，逐步确立了政治经济哲学的核心。让我们来看看《管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迁的《史记》以及老子的《道德经》。

《管子》（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管仲是战国时代之前、封建制度向民族国家过渡的春秋时代的人物。他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前645年这四十年间实际治理齐国的政治家。汇集了许多与他持有相似哲学的人的哲学思想的书，就是《管子》。它堪称东西方最早的政治经济著作。《管子》似乎始于春秋时代，对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家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战国时代被编辑整理而成。《管子》所载的哲学中，尤其包含了许多关于国家内全体百姓的经济政策思想。东方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不同。西方的民主主义表达的是人无论如何都要达成的愿景或理想。东方的民本主义不是每个国家或个人都必须为之斗争的意识形态思想。它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为了在战国时代让国家和个人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它有“自我保存”这一非常现实的目标。它立足于一种根本的现实论：只有增强国力，才能在战国时代生存下去，而为此就必须把全体百姓看作国家最重要的因素并加以运用。民本成为民族国家生存哲学的基础。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1:1）⁴¹⁶

这种民本思想与无为思想相连。不加区别地包容人的领导者哲学，要在效法自然之哲学的无为思想中寻找根据。

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管子·牧民》1:5）

管子把盐和铁的流通变为国家专营，大大增加了齐国的国富。他还利用这一点，确立了根据谷物和其他物品的流通量来调节钱币（货币）数量的经济政策。这似乎是有系统地运用货币政策来管理国富的最早事例。⁴¹⁷ 谷价暴跌时，管子就投放货币收购谷物，把价格抬上去；谷价暴涨时，他就抛售谷物来稳定价格。在饥荒或战争等紧急时期，他通过增发货币或出售物资来确保财政。他利用齐国的黄金或货币买卖齐国及周边国家的特产，使齐国的利益最大化。管仲推行把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联系起来的政策：一切税收和公共工程的报酬都不以实物、而以货币来收取或支付。这在《管子》的〈轻重〉诸篇中有所阐述。对于桓公“能否平定天下物价”的提问，管仲的回答是轻重之术。轻重之术是物资多则价格下跌、物资少则价格上涨这一市场经济原则，意思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运用货币来追求理财（意为善于运营国家财政）。⁴¹⁸ 以此为基础，管仲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⁴¹⁹

荀子（公元前3世纪初）在其书第10篇〈富国〉中，像亚当·斯密18世纪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一样，阐述了应当如何运营国家的经济。荀子在〈富国〉篇中说明：百姓不富裕，就无法向百姓征税；不保护百姓，就无法使百姓劳作。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⁴²⁰

尤其有趣的是，亚当·斯密所推广的“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两千年前荀子就作过类似的阐述：即使各人不是为自己制造，那些产品最终也会有助于全体的利益。有趣之处在于，亚当·斯密提出的是靠看不见的手“私利创造公益”这一西方式的理论，而荀子阐述的则是通过“流通”，“各人的努力”造就出“所有人都使用的利益”：

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9:12）

荀子认为，通过流通，所有人都能用上人人享用的物品，在这一点上他表达了与亚当·斯密不同的见解。西方的亚当·斯密表达的见解是公益从私利中自然产生，而荀子强调的是流通的重要性。他认为是流通创造了公益。然而荀子也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流通也可能被个人的贪欲所损害。

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23:1）

他认为，如果按照人性放任私利，公益就会受到损害。所以他主张，为了公益，人性必须由法与伦理来管理。

韩非子（公元前3世纪后期）在他的书《韩非子》中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思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区分公益与私利的哲学：“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这一部分将在下一章“西方的私利与公益趋同论 vs 东方的私利与公益冲突论”中详细考察。

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韩非子·饰邪》）

韩非子的私利—公益冲突论，与这样一种哲学相联系：对运营国家的领导者来说，术治是核心之一：

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如果君主按照个人的喜好任用臣下，臣下就会致力于迎合君主的喜好，而不是致力于公益。（《韩非子·诡使》45:6）

韩非阐明，国家生存的最佳方法，是靠百姓的努力自行增大国富。作为其政治经济哲学的出发点，他说明：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国家的政策必须以此为基础：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皆挟自为心也。⁴²¹

他阐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守护机会的均等，而不应追求结果的均等：

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韩非子·显学》50:3）

韩非立足于公益—私利冲突论，阐明守护公共利益是国家和领导者的目的。韩非已经是战国末期的人物，所以民族国家之内已经确立了官僚体制。他阐述了在官僚体制之内领导者与臣下追求利益的方式。他所教导的正是术治的核心。

《史记》（约公元前91年）是司马迁所著的史书，可以与西方最早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书相比。尤其是《史记》的列传部分，作为当时东西方英雄的人生记录，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非常相似。然而《史记》中包含着希罗多德或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中完全没有的政治经济思想。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东方已经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政治经济思想已经成为与战争同等重要的决定国家命运的因素。

《史记》列传第六十九篇名为〈货殖列传〉。“货”意为财产，“殖”意为增殖。也就是说，这是关于财产为什么重要、增加财产成为富人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财产的记录。其中包含着司马迁对阐明政治经济思想的人性的卓见。他阐明，在人性中，利益和财产是推动人的根本原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129:2）

司马迁考察历史和人心的流向，看透了推动人的力量最终是由自身的利益所左右的。他认为，官吏如果不被引导去为公益工作就会追求私利，这种情况与一般人追求利益的人性是同一种人性。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史记·货殖列传》129:29）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史记·货殖列传》129:27）

人性既然如此，政府或领导者绝对不应该做的，就是“国家主义的贪欲”。也就是说，他强调领导者不应该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与百姓相争。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阐明，正如荀子和韩非子所道破的，也正如两千年后魁奈和亚当·斯密所努力的那样，在国家经济的运营中以无为思想（在西方即自由放任主义）为基础，是最佳的方法：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129:3）

他力陈，使流通顺畅是振兴经济之道。这教导的不是国家的干预，而是市场经济的有用性。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

《道德经》（公元前6—7世纪）：《管子》、荀子、韩非子、《史记》等，比西方早两千年描绘出了政治经济思想的宏大图景。然而对政治经济哲学阐述得最好的经典，是老子的《道德经》。尤其是，它把政治经济哲学与《道德经》的行动指针无为思想一起提了出来。《管子》、荀子、韩非子、《史记》等都共有无为思想，但其根源在《道德经》。无为思想是在理解人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下是《道德经》中所明示的政治经济哲学的一部分。

重视民生（《道德经》第53章）：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

简明的法规（《道德经》第57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小政府（《道德经》第58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

民间主导（《道德经》第65章）：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轻税（《道德经》第75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社会平衡（《道德经》第77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领导者的清廉（《道德经》第81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让我们比较一下《道德经》与摩西五经对政治经济的关注。在《圣经》中，很难找到对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论述。在民族国家尚未形成之前就已完成的《圣经》，确实在《出埃及记》、《申命记》、《民数记》等中举出了一些关于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律法”。例如：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各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出埃及记》30:12）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产的，十分取一分。……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稼。（《申命记》14:22—29；23:24—25）

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归与他所亏负的人。（《民数记》5:6—7）

在东西方比较中，重要的是，西方有限的政治经济思想全都采取了律法即法的形式。因为西方的神对政治经济并不关心，所以摩西五经中出现的这些关于经济活动的内容，也不是关于政治经济的，而是着重于“法”的性质：人必须遵守、违反就要受罚的东西。在同样的脉络中，希腊—罗马文化以奴隶制度为基础，建立在以战争、征服、掠夺为主要手段、积极伸张利己心的传统与文化之上。在放任个人利己心这一点上，西方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思想与雅典—罗马时代的古代思想有相似之处。那是基于民本思想的政治经济思想尚未萌生的状态。

在西方的启蒙时代，东方的管子、荀子、韩非、司马迁等思想家的书或哲学还没有被介绍到西方。在启蒙时代，只有儒家和道家的典籍被介绍到西方，并让西方思想家们深受感动。所以，道家的政治经济哲学连同道家的核心行动原理无为思想，对这时开始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潮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民族国家的形成最终开启了克服国家主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从东方的无为思想中获得了启发。

3) 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从重商主义到自由放任主义

西方把15世纪到18世纪称为“大航海时代”（Age of Discovery）。这指的是西方征服世界的时代。西方列强以全世界为舞台，开始了开拓殖民地、争夺金银、香料和奴隶的竞争。其手段主要依靠开拓、海盗行为和掠夺。以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开拓大西洋和印度洋为先导，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最先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葡萄牙曾走在前面，但人口太少，被西班牙赶超。西班牙靠着科尔特斯（1485—1547）、皮萨罗（1471—1541）等所谓征服者（conquistador）的活跃，掠夺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金银。Conquistador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征服者。西班牙把从美洲获得的巨量金银运回国内，崛起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英国则集中力量袭击和劫夺运送西班牙金银和香料的船只。著名的德雷克（1540—1596）就是代表人物。伊丽莎白女王投资于德雷克的海盗行为，有的年份王室收入的一半左右都来自于此。⁴²² 德雷克作为海盗、探险家、海军将领、企业家、政治家都十分活跃，还获封爵位，并在1588年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对英国人来说，他是无与伦比的爱国者；对西班牙来说，他是对本国船只横渡大西洋威胁最大的海盗头子，头上悬着巨额赏金。

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这种竞争，在海上各处小规模冲突日益频繁，最终演变为全面战争。在西方历史上非常重要的1588年英吉利海峡海战（格拉沃利讷海战，the Battle of Gravelines）中，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英国海军获胜，两国的命运由此分野。⁴²³

随着航运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欧洲各国投身于国际贸易。它们集中力量追求殖民地和领土扩张，通过管理国际贸易来增加国富。这种做法被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重商主义一词来自拉丁语mercans，意为做买卖的人。欧洲列强追求重商主义政策，进入了国家之间几乎无限制的战争状态。从15世纪后期到18世纪，将近三百年间，这种崇拜重商主义的状态一直持续着。其想法是像西班牙那样，在殖民地获取金银，崛起为强国。

它们所采取的重商主义这一国家经济政策，并不是一种怀有振兴商业以谋民生、或维护世界秩序之世界观的哲学。为了作为最强的国家生存和称霸，它把征服他国、掠夺所需物资，或以有利于本国的贸易条件确保国家利益，当作最重要的竞争手段。这就是重商主义。这一政策就是要不择手段地在国际贸易中实现贸易顺差，并借此使国家的财富即金银的占有最大化。自然，极端的保护贸易主义大行其道。在保护贸易主义的旗帜下，西方各国倾全力于实现贸易收支顺差。重商主义政策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从外国进口的，绝不能多于我们卖出的。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政策，因为一旦违背它，我们就会变穷，而对方就会变富。⁴²⁴

于是所有国家都推行出口最大化、进口最小化的政策。按照这一立场，欧洲各国为争夺海外殖民地、控制帝国内部的贸易而展开竞争。重商主义最终造就了大西洋三角贸易的模式。也就是说，棉花、砂糖、烟草等从美洲殖民地出口到欧洲；欧洲把用它们加工而成的纺织品、用甘蔗酿成的朗姆酒（Rum）等工业品出口到非洲或其他殖民地；非洲则把奴隶出口到美洲。这种贸易由欧洲各国带头推行。

专卖和垄断成为重商主义政策的一般模式。所以亚当·斯密等近代经济学家把重商主义看作国家权力与制造商、商人相勾结、损害消费者的庞大经济体系。实际上，重商主义者的代表是政府官员和商人。实际上，商人们在排除了外国竞争的国内市场上握有垄断权，攫取了巨额利润，而这终究是牺牲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结果。国家则可以征收高关税，并独占商人所缴纳的税金。重商主义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国富、为了国家的生存，有必要把工人束缚在低工资上。他们认为，给予劳动者或下层阶级教育、闲暇、高于最低限度的工资之类，会把国家引向懒惰与罪恶。所以在国内，为了提高贸易竞争力，他们积极压制工资的上涨。

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贯穿初期殖民—榨取政策和中后期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现象，可以用国家主义（statism）来表述。西方的殖民—重商主义政策，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最终归结为国家主义：

重商主义在17—18世纪的欧洲达到顶峰。它是国家主义的一种：一种利用充满谬误的经济逻辑来增强帝国主义国力、并向国家所选定的集团或个人授予垄断权或提供补贴的制度。⁴²⁵

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各国的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强力控制国家的经济与通商政策。当然，当时的君主们在接连不断的战争和紧迫的竞争中，也有把国家的安全与财富即富国强兵放在首位的一面。当时国家与君主并无区别。路易十四以“朕即国家”的宣言而闻名。以为国家为名义，与通过国家主义追求个人的利己心乃至贪欲，两者之间毫无区别。

西方的政治经济要从这种桎梏中解放出来，首先必须在西方建立民族国家。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民族国家终于在西方起步，西方的政治经济迎来了巨大的变化。民族国家睁眼看到了一种与征服国家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那是为了生存。在政治经济方面，西方的思想家们开始认识到：排除政府的干预，确保国民的经济自律，从而增进国家利益。由此，统治西方三个世纪的征服时代的重商主义退场，自由放任主义终于在西方的政治经济中开花。⁴²⁶

在征服时代支配西方政治经济的思想是国家主义。这是在维持王政、把国王的生存与国家的生存等同起来的时代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方法。然而在17—18世纪，随着民族主义的引入，西方再也不能依靠国家主义来维持国家经济了。为了生存，它尝试了大胆的国家改革。在这一过渡时期，西方革命频发，各种思想泛滥。尤其是，它必须摆脱征服国家式的重商主义制度。随着民族主义的起步，需要一种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新的思维体系，这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18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开始尝试以自由放任主义取代国家主义。

4) 自由放任主义从道家无为思想中获得启发

在近代启蒙时代，西方正在拼命挣脱名为重商主义的彻底的国家控制。第一个在思想上向重商主义下战书的，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他们开始认为，与其让国家在重商主义的口号下在征服与榨取中无限竞争，不如用别的方法来增强国力。他们主张，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本国农地、增加农业生产，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他们得知东方的农业正取得很高的生产力，并深深着迷于构成其背景的无为思想。

就在西方思想家们开始主张国民经济自律的时候，东方的无为思想为西方所知。随着主张排除包括政府在内的人为干预的无为哲学被引入西方，这一哲学在西方思想家们面前呈现为一种划时代的、革命性的哲学。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们集中关注政治经济哲学的核心——个人的自律。他们在西方传播了改编自无为思想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思想。法国重农主义者们把道家的“无为思想”改编为“laissez-faire”，自由放任思想开始在法国传播开来。“laissez”意为“让”，“faire”意为“做”，所以“laissez-faire”意为“让它自己去做”，也就是无为。在西方，laissez-faire作为可以取代重商主义的崭新的革命性思想兴起。亚当·斯密也来到法国，会见了重农主义者，学习了这一思想。英语世界在引入这一重要思想时，没有创造新词，而是把法语的laissez-faire原封不动地用于英语之中。

政治经济哲学是在东方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远比西方更早发展起来的哲学。道家的核心思想无为被应用于政治经济哲学。无为思想主张警惕有为，是重要到足以让个人和领导者奉为行动原理的政治、经济、伦理思想。作为道家行动原理的无为思想，蕴含着重要的经济意义，以至于后来在西方被译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义。无为思想是要把人为的干预减到最少，自由放任主义是要把国家的干预减到最少。无为思想涵盖包括经济在内的人的全部行为，自由放任主义则局限于人的经济行为。

重农主义者们集中关注的，是如何减少国家的干预、增强个人的生产能力。核心在于如何表达个人的努力对经济是重要的。其背后有这样一种哲学：与其通过海外征服获取金银，不如重视自然与农业来增加国富。问题是如何表达并体系化这一点。这时，道家的无为思想对法国重农主义哲学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农主义者们如何从无为思想中得出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新概念并在西方传播，近来逐渐由西方人揭示出来。西方哲学家杜兰特在《我们的东方遗产》（Our Oriental Heritage）一书中说明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产生过程。

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们受到了道家、老子和庄子的影响。他们信奉无为思想，即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⁴²⁷

在政治经济层面，法国的重农主义哲学家们沉醉于中国的农业制度、运营它的政府的伦理作用，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经济哲学无为思想。他们把这些归结为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思想，使之在西方启蒙时代流行开来：

明智的领导者应当知道，为政的要领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顺其自然、无所作为。这种哲学正内在于东方道家的无为（wuwei）思想之中。法国人把它译为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传到了西方……这一无为思想打动了魁奈，并通过向魁奈学习的亚当·斯密，成为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⁴²⁸

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们认为国家的财富来自农业，并主张：当人们不受政府干预、遵循自然之理和市场机制劳作时，农业才能带来最大的效果。“重农主义”（Physiocracy）一词是由“自然”和“统治”组合而成的。这是要像农业那样依靠自然来管理国富的想法。

法国重农主义：魁奈、古尔奈、普瓦弗尔

18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法国。在法国，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思考政治经济的哲学家。魁奈于1758年发表了考察国家内部经济运行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他成为西方第一位政治经济哲学家。魁奈作为法国重农主义的泰斗，是从中国的无为思想中把近代经济学的基础理念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引入18世纪西方的人物。魁奈认为，“无为”可以译成法语的“自由放任”。⁴²⁹ 自由放任主义是撼动西方政治经济史的概念，因为它产生于法国，所以英语中也原封不动地使用这个法语词。

魁奈（1694—1774）是法国重农主义者的代表。他沉醉于道家所主张的无为思想，开始在西方传播仿照它的自由放任思想。⁴³⁰ 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们主张：“自由放任，自由通行，世界自会运转。”把政治经济从政府的干预中解放出来的想法支配着他们。这原封不动地遵循了东方的无为哲学：“政府干预越多，百姓的生活就越艰难。”

在当时，魁奈基于自由放任这一新思想的主张是革命性的。法国重农主义思想家们所标举的自由放任思想传到了英国，对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⁴³¹ 实际上，亚当·斯密在18世纪60年代曾到巴黎拜访魁奈，就自由放任思想与他进行过商讨。⁴³² 自由放任这一概念，在魁奈之前的17世纪末、18世纪前半叶，也曾在法国商人之间有过一些使用。⁴³³ 然而在自由放任思想传播开来的背景中，很难否认它与道家无为思想之间的关联。

法国的重农主义思想家们认为，并不一定要像重商主义者那样掠夺别人的东西才能致富，在自己拥有的农地上生产大量作物，就可以成为国富的源泉。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重商主义的想法是，通过军事征服，从殖民地最大限度地获取金银来增加国富。扩大来看重商主义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思，亚历山大、凯撒、中世纪的查理大帝、西班牙对中南美洲的征服、英国和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征服等，都与重商主义有着共同的核心概念：占有大量金银的国家就成为强国。也就是说，国家征服他国的作用，对国富而言变得无比重要。这是国家内个人的生产力没有任何个别价值的西方古代、中世纪、近代征服国家的政治哲学概念。

古尔奈（1712—1759）是魁奈的弟子，是在西方广泛传播自由放任主义的人物。在魁奈和古尔奈活跃的时期，中国发达的农业、运营它的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道家自然主义哲学的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国思想界。在它们的影响下，道家思想中“切勿过度统治！”的格言和“交给自然！”的口号，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行。依据这一点，也遵循老师魁奈的教导，古尔奈为了消除国家对商业和工业的管制这一自己的信念，热心地传播“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的口号。他的口号也以“自由放任，自由通行，世界自会运转！”这一更为发展的形式在法国思想界流行开来。

古尔奈所呼喊的重农主义哲学“自由放任！自由通行！世界自会运转！”，包含着从根本上扭转征服国家或重商主义强化政府作用的政治哲学的意思。他的重农主义哲学，与道家的哲学“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第57章）内容相同。重农主义哲学的主张“交给自然！”这一口号，与道家“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经》第81章）的哲学完全吻合。重农主义的口号“切勿过度统治！”这一主张，与道家“以智治国，国之贼”（《道德经》第65章）的想法是同样的表达。无为思想也是儒家所认同的哲学：“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17:19）

普瓦弗尔（1719—1786）是继古尔奈之后在西方传播无为思想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中国各地广泛游历了四年。他是亲身体验了比西方更发达的农业经济以及支撑它的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与作用、并把这些告诉法国的人物。实际上，魁奈和法国重农主义者们在中国的农业及其哲学支柱儒道思想中，看到了西方政治经济的未来与模式。魁奈从普瓦弗尔那里获得了许多信息，两人在接触中相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普瓦弗尔把作为目击者关于中国农业和道家思想的生动信息与想法提供给了魁奈，而魁奈则对使普瓦弗尔成为重农主义哲学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普瓦弗尔对园艺农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年轻时作为天主教传教士被派往中国，在广州和澳门地区工作。与住在北京、专注于儒学的其他耶稣会神父不同，普瓦弗尔关心园艺农业，前后两次共四年在各地广泛游历，对农业倾注了极大的关注。此后他又在东南亚、非洲、中美洲继续研究。他把这些想法整理出来，出版了《一位哲学家的旅行》（Voyages d’un philosophe）一书。

普瓦弗尔在这部著作中，考察了中国的农业经济之后，把它与非洲、美洲以及欧洲的农业状况相比较，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地方都应当效法中国高效率、高生产力的农业制度。⁴³⁴ 他是一位农业礼赞者。他批评当时欧洲列强在重商主义的框架内，不关注生产，只专注于通过通商进行竞争来运营政治经济政策，主张通过农业可以大大提高产量。在这一点上，普瓦弗尔与重农主义思想家魁奈志趣相投。

普瓦弗尔在其著作中写道：“在中国，作为国家根基的农业之所以繁荣，要归功于简明的伦理与规定，而这些伦理与规定是按照自然与精神的命令而制定的。”他把当时西方规范性的政府政策与中国自然的、放任的政府政策相比较并加以批评，主张应当效法中国政府这种自然的政策和国民活跃的劳动意识。他写道：“在其他地区，百姓遵从的是由想要欺骗别人的狡猾之徒制定的、暗藏意图的可疑规定或政策，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⁴³⁵

他发现，中国的农业和思想体系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而这种方式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并努力减轻税收。他认为，中国的这种政治经济思想凝聚在道家的道与无为的概念之中。因此他观察到，在中国，君主放弃了干预或指导国民经济的想法，而专注于让百姓遵循他们自己的道路，也就是道。⁴³⁶

法国的重农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中国的皇帝每年春天为了培养百姓的劳动意识而以身作则、示范播种，这含有尊敬自然的意思。然而在东方文明中，对自然的尊敬并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含有自然是神圣的或圣洁的这一意味。因为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之内，把超自然的东西神圣化的哲学并不受尊敬，反而会让人感到轻蔑。东方文明认为，按照自然中存在的法则运作的自我规律的体系是最好的方法，并认为这样做会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所以统治者除了为百姓以身作则之外不加干预，是最好的统治方法，而这正是无为思想。

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来说，无为思想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对魁奈、古尔奈、普瓦弗尔等重农主义者而言的。他们认为，法律与政治经济思想都应当效法自然哲学与无为思想。他们认为，“立法者与法律都必须承认自然之道这一原则”，这样才能效法“中国理想的行为方式——无为”。他们评价说：“在中国，无为思想正是政府政治经济的中心思想。”⁴³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