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方对东方文明的否定性评价
从历史上看，西方在很长时间里对东方文明持肯定的评价。那么，为什么这个重要而有趣的事实却不大为我们所知呢？原因很简单。西方在启蒙时代初期对东方文明的肯定性评价，进入启蒙时代后期之后，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方向，变成了否定性的评价。启蒙时代之后的时期，与西方的工业革命时期相吻合。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开始在物理上征服东方，即所谓西势东渐。在以蒸汽和大炮武装起来的西方舰船面前，东方的木船就像猫面前的老鼠一样纷纷倒下。西方对东方的评价，在工业革命前后，从基于文明的评价变成了基于科学与技术的评价。西方压倒性的地位，自然成为把对东方文明的评价由肯定转为否定的契机。
在启蒙时代初期，当西方的君主挥舞着绝对权力，不仅对个人的思想、而且对经济生活都事无巨细地加以干预时，西方的思想家们在东方看到了这样一种统治方式：君主受到伦理的制约，把对百姓生活的干预减到最少。所以他们把东方的君主评价为当时西方所追求的榜样——“开明专制君主”（enlightened despot）——的体现。然而进入启蒙时代后期，西方思想家们梦想的不再是君主制，而是共和政体，他们以希腊—罗马式的民主政体为榜样，开始把对东方开明专制君主的评价转为否定。随着西方思想家们梦想共和政体，对中国专制君主的好奇与好感被指责与厌恶所取代。
作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引领启蒙时代的狄德罗（1713—1784），是启蒙思想家中改变了自己想法的代表人物。他早期把东方文明置于与西方文明同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宗教和伦理方面给予肯定的看法和评价。然而到了后期，他却贬低中国的东西不科学、充满偏见。他宣称，西方应当效法的是卢梭所提出的“高贵的野蛮人”，而再不可能是中国的自然哲学。爱尔维修（1715—1771）也是改变了想法的思想家之一。他改变了对中国开明专制君主的好评，批评中国皇帝是未开化的压迫者。卢梭（1712—1778）和孔多塞（1743—1794）也开始批评中国，他们认为自由的缺失妨碍了中国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发展。孟德斯鸠（1689—1755）尤其把东方文明本身界定为没有自由这一概念。他批评中国的政体是助长恐怖的压迫性政权，认为东方不存在政治自由的概念。
19世纪，西方专注于把东方——他们征服世界的最后目标——殖民地化。东方在西方压倒性的科学与军事力量面前无力地崩溃了。东方陷入了西方势力占领东方即西势东渐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自然，西方开始对东方作出更加否定性的新的评价与认识。乘着物理支配的潮流，西方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为之撑腰的想法和哲学体系。这一潮流由西方的历史哲学家们加以体系化。
西方对东方看法的变化，很快就离开思想层面，蔓延为种族偏见。在启蒙时代初期，当西方认为东方思想优于西方而倾心于它的时候，东方人被归类为“白种人”。然而启蒙时代后期以后，特别是随着西方对世界的征服得以完成，东方人就摇身一变成了“黄种人”。368 他们强调，东方人不仅在文明上劣于西方的白人，而且由于种族的原因是不可改变的。这最终是为了给他们对世界的征服与榨取提供正当性。由此，在西方人中间发展出这样一种想法：征服世界、教化未开化的世界是“白人的负担”。在东西方关系上，这也站到了莱布尼茨对东西方交流所抱的希望与乐观见解的对立面。一种见解流行起来：东西方拥有非常不同的文明，西方远远领先，所以交流之类是不必要的。英国诗人吉卜林（Kipling）在1889年发表的诗《东西方歌谣》（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中，把这一点凝练地表达了出来：
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逢，直到天地一同站在上帝伟大的审判座前。369
这种风气也包括了对过去有关东方的肯定性评价的纠正工作。举一个例子，对蒙古帝国的评价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蒙古帝国曾对西方的文艺复兴产生过决定性的积极影响，受到西方思想家们的赞扬。这发生在近代和现代，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征服世界得以推行的时期。在西方思想家中，从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13世纪，到紧随其后的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直到17—18世纪启蒙时代之前的几百年间，一直有人对蒙古和成吉思汗给予肯定的评价。对这些过去评价的纠正工作如今大规模地展开，最终走到了种族性的评价。
欧洲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接受了把人类分为非洲人、亚洲—蒙古人和欧洲人三大人种的方案……与最为进化的欧洲白色人种相比，亚洲蒙古人开始被描述为在新生儿阶段就停止了成长的低能儿……此后他们被当作与猩猩非常接近的东西……甚至在医学上把低能儿称为“蒙古症者”（Mongoloid）。370
这种种族偏见并不是新的倾向，而是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连续性。追溯到希腊时代，它表现为希腊时代所谓厌恶东方的“东方主义”。这种想法在近现代的西方被扩大再生产。它把古代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东方”的劣等性扩大到全世界，把与之相比较的其他人种与西方区别开来，以显示西方的优越性。
公元前472年上演的悲剧《波斯人》把波斯战争搬上舞台，是很好地显示希腊人在与波斯帝国交往和冲突中反思了什么的例子……它把波斯的专制政治与等级秩序、巨大的财富与奢侈、情感表达的过度、无秩序、怯懦，与希腊的民主政治与平等主义、俭约与节制、自我约束与秩序、勇敢对立起来……继承了悲剧《波斯人》的分析与解释的希罗多德，进一步发展了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二分法。于是产生了前者优于后者的意识形态。东方主义就是从这一传统中开始的。371
近来重新传播东方主义的代表性西方历史学家，正是魏特夫（1896—1988）。他在《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一书中认为，在除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发展出了“以水资源和农业为根基的文明”（hydraulic civilization），而这些文明都催生了专制主义。于是他提出这样的想法：把近东、中东、远东乃至其他地区的文明全都看作专制主义，统统归入东方主义，拿来与西方比较。这正是“西方与其余世界”的二分法。他出版了一本与当时向世界扩张、享有天下无敌地位的西方的时代精神恰好吻合的书。他的书在西方人中间引起了关注，被大量引用。
如今东西方为我们所知的对蒙古帝国、蒙古人、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的评价，反映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近现代所形成的、被种族偏见所笼罩的评价。直到最近，西方才对这种歪曲作了一部分纠正。在人类第三个千年（the Third Millennium）即2000年到来之前，《华盛顿邮报》评选了在第二个千年即从1000年到1999年的一千年间，在历史上留下最大足迹的人物。那就是成吉思汗。
东方主义这一偏见，助长了一种对东方思想中内在的真正价值完全闭目塞听的局面。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需要理解东方思想中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哲学体系：与西方不同的宇宙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普遍的伦理观，以及关于人性的哲学。为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在17—18世纪西方启蒙时代传入西方、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的东方思想，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尤其重要的是，要借此看清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有何不同。
2) 工业革命之前的东西方
西方优于东方的形象，大部分是由西方人制造出来的。它几乎原封不动地传播到东方，并被接受下来。所以我们很容易认为，东方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落后于西方的位置。然而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在描述这一形象与事实并不相符。威尔斯在东西方的比较中表现出平衡的历史视角：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优于西方。可以说，西方世界直到16、17世纪，随着美洲的发现、印刷书籍与教育的传播以及近代科学的曙光，才开始重新追赶中国。在繁荣的唐朝，在富于艺术却略显颓靡的宋朝（960—1279），以及在富于文化的明朝（1368—1644），中国繁荣而幸福，其文化与艺术走在任何国家的前面。372
被誉为西方最权威的中国文明研究者之一的李约瑟（Needham，1900—1995），也在其论述中国科学与西方的著作中阐述了他对东西方关系的见解。他写道：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我们，仍然被19世纪的思想所压倒，以至于不知道就在三四百年前，中国还是一个比欧洲更适宜居住的地方。373 他解释说，我们不知道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要有效得多。37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约瑟于1948年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议了一部关于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著作，这一计划被接受，他开始了对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正式研究和著述。在这项研究中，李约瑟阐明了东方对铸铁术（把铁熔化后铸成一定形状的技术，用于制造器皿或大炮）、犁铧和马镫的发明。马镫约在3世纪发明于东方，在中世纪传入西方。马镫的使用使人借助马匹的机动力和作战能力得到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提升。马镫的发明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评价认为它对文明发展的贡献可以与车轮或印刷术的发明相提并论。他还证明了，为我们所熟知的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发明，都是在中国完成的。
然而直到20世纪中叶，不仅是西方，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些发明大多是在西方完成的。375 20世纪中叶以后，多亏了李约瑟的研究，这些重要的发明起源于东方这一点，才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间被接受。紧接着，以李约瑟为首，西方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那么，为什么中国领先一千年或几百年的文明、科学和技术没能持续发展，反而被西方赶上了呢？376 这个以“李约瑟之问”（Needham’s Question）而闻名的重要疑问，是20世纪中叶西方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关心的问题。377 威尔斯在李约瑟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疑问：
取得了那么多成就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取得更多的成就？在这一时期，中国走向了海洋，进行着相当规模的海外贸易。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现美洲或澳大利亚？378
像李约瑟或威尔斯那样考察过历史的思想家们知道，在漫长的历史中，东方文明优于西方的时期持续了很久。然而在西方全方位压倒东方的最近两三个世纪里，这种关于各文明相对地位的看法并不切合实际。结果，不仅在西方，就连在东方，几乎所有人都以难以置信的眼光看待东方文明传入西方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赋予它什么意义。即便在20世纪后半叶，直到东方经济历史性的兴起爆发式地成为现实之前，这种看法在东西方都占着支配地位。
然而作为西方人的威尔斯和李约瑟，不可能轻率地作出东方在文化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这样有利于东方的评价；从他们渊博的历史知识来看，这也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事实上，仔细考察历史就会发现，威尔斯和李约瑟对东方的这种看法，在18世纪以前的西方是占支配地位的看法。亚当·斯密就是一个例子。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著的《国富论》中描述了中国的繁荣。他写道，中国是18世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良、人民最勤劳、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之一。然而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描述了它的耕作、产业和人口之众，其说法与今天的旅行者所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或许早在他那个时代之前很久，中国就已经获得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379
如果我们接受威尔斯、李约瑟和亚当·斯密的这种看法，我们就会得到一种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历史视角：西方真正赶上东方并占据优势，只限于过去两三个世纪，即18世纪以后。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得出结论：不应当把自己关在只限于过去两个世纪的、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视角之中。因为如果成了19—20世纪状况的俘虏，我们既无法理解过去，也无法规划将在21世纪展开的未来。我们有必要回顾19—20世纪状况之前的漫长历史，考察东西方的兴衰。
文艺复兴之前，东方文物传入西方
东西方的文明，直到19世纪西方正式来到东方之前，几千年来基本上是彼此隔绝地发展起来的。构成真正文明的基本阶段——文字、金属的使用、社会组织、启示宗教、自然哲学等——都是东西方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下各自开发出来的，而不是彼此密切影响或从外部传入的。380 连接两大文明的，只有一条细细的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传播的任何文化要素，都必须沿着这条极其狭窄的通道穿越中亚的山脉，所以除了最本质的东西之外，只能失去其所有的特性。丝绸之路太细、太长，不足以让东西方在思想上产生密切的相互影响。381
与人们通常的想象不同，丝绸之路上海路与陆路同样重要。所以专家们认为，与其用只表示陆路的“丝绸之路”（silk road）一词，不如用意为通道的“丝绸通道”（silk route）一词更为准确。由连接东西方的陆路和海路组成的丝绸通道，在公元前1世纪被正式开辟，成为东西方的贸易通道。直到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开辟出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东西方直航航路之前，它在一千七百多年间一直被用作连接东西方的唯一通道。
通过丝绸之路往来的，主要是轻便而贵重的物品。几千年来，中国的丝绸和香料被卖到西方，而西方则把玻璃制品和用来购买丝绸的贵金属运到中国。丝绸无疑是最重要的交易品。所以这条路被命名为丝绸之路。公元前1世纪，随着中国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势力分别在东西方巩固和扩张，丝绸之路开始全面运转。
在这一时期，中国甚至有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国的记载。而在罗马时代的文献中，也有大量中国丝绸被卖到罗马的记载。罗马甚至对此表示了警惕：
罗马元老院曾多次出于经济和道德的理由，通过禁止罗马公民穿丝绸衣服的法律，但都没有得到遵守。因为为了从中国进口丝绸，罗马帝国大量的黄金流入了中国。在道德上，丝绸衣服被视为奢侈和不道德的东西。382
公元1世纪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塞涅卡，关于丝绸衣服“不道德的一面”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丝绸衣服既不能遮掩身体的曲线，更不能保全穿着者的尊严，我不知道它还能不能被称为衣服……无数的女人竞相热衷于丝绸衣服，因为她们看到，不贞的女人的身段透过薄薄的丝绸原样显露出来，以至于客人和主人对一个男人妻子的身段都可以有同样的了解。383
东西方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是间接贸易。也就是说，处于欧洲的西方与东亚的东方之间的中亚和中东各国的商人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第一个不经过这种中间人、直接访问东方、亲眼目睹并留下记录的西方人是马可·波罗。那是13世纪的事情。当然，在马可·波罗之前，也有天主教神父断断续续地访问中国并留下记录，但真正把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是马可·波罗。13世纪经由丝绸之路前往东方的马可·波罗，归途则是经由丝绸通道的海路回来的。
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把他在东方的见闻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他的游记成为向欧洲介绍东方文明的第一本书。它影响了许多人，1492年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就是其中之一。哥伦布一边在《游记》上作批注，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下定决心开辟一条从西方直达东方的航路，前往东方。
马可·波罗通过《游记》介绍了东方的文物，其中包括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纸币的使用、活字印刷术、煤炭的利用，以及对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描述。大多数西方人，不仅是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人，而且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都不相信他。因为文明的基础太不相同，规模的差异太大，实在无法相信。怎么能用纸片代替金银？怎么能把什么黑色的石块烧来当燃料？一页一页用手抄写而成的书，怎么能用叫作活字的东西，又用叫作纸的东西大量生产？而最重要的是，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人类社会怎么可能存在，一个国家里怎么能有好几种宗教共存？他们怀着这样的疑问，认为马可·波罗是在吹牛。因为这一切都是难以理解或想象的事情。然而对于仍然生活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西方人来说，这样的疑问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尤其是对于13世纪末政治、经济、人口等一切都还是小规模的西方人来说，马可·波罗所转述的东方发生的某个事件或某件事所涉及的人口或物资，动辄超过几百万，这是难以置信的。想一想，直到15世纪末英国的人口也不过三百万左右，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百万”这个单位被认为是要动员好几个国家才可能达到的数字。所以西方人嘲笑马可·波罗，称他为“百万先生”（Il Milione）。据说马可·波罗临终时，他的朋友们劝他为了灵魂的安宁，忏悔《游记》中记载的许多谎言。马可·波罗叹息说，他所见到的东方的奇事，他连一半都没有写出来，然后闭上了眼睛。
此后几百年间，欧洲人都确信马可·波罗的《游记》是荒诞不经的，因而把他当作吹牛大王、说谎者的代名词。在西方，说出被认为荒唐之话的人会被称为“马可·波罗”。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三百年，直到16—17世纪西方人沿着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开辟的大西洋—印度洋直航航路直接来到东方，才证实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描述的大部分都是事实。384
西方之所以无法理解东方的这种新风貌，是因为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在西方经历近一千年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期间，东方在文物方面不断发展。这些相差一千年的东方先进文物与思想，分两次到达西方并产生了影响。第一次是东方的文物，第二次是东方的思想。在建立了横贯欧亚大陆的大帝国、约两个世纪间大力推动一切贸易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期间，东方的发明品正式流入西方，对西方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随着东西方之间第一次直接的人员接触，东方的思想流入西方，对西方的启蒙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东西方通过直航航路的直接接触，要等到16世纪。而在此之前，丝绸之路要在许多国家的管辖之下穿过各种国界。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蒙古建立横跨东西方的帝国的时候。蒙古帝国大力扩建和新建道路与桥梁，积极推动帝国内部以及东西方之间自由的贸易与文物交流。东方的发明品正是在这时正式传入西方的。这要归功于蒙古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人类史上最为广阔的帝国，确立了蒙古和平。在此之前，通过丝绸之路，人们只是模糊地知道有东方文明存在而已。只拥有有限的交通与通信手段的人类，生活中并不觉得东西方有相互深入了解的必要。直到12世纪，经由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之间旅行，单程要花两三年。
在蒙古和平时期，文物的流动是从东方到西方的单向通行。当时的西方正在蠢蠢欲动，试图摆脱约一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世界，所以能给东方的只有天主教这一启示的宗教。然而这时东方已经牢固地确立了以道家和儒家为中心的自然哲学体系，西方的启示宗教无隙可乘。所以东方的文物单方面地传入西方，而这时传入的东方文物对西方文艺复兴的开始与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教授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这样表述蒙古和平对文艺复兴的影响：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技术、战争、服饰、商业、饮食、艺术、文学乃至音乐，都在蒙古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欧洲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穿上了裤子和上衣，而不是长袍和裙子。他们不再用手指拨弹乐器，而是用蒙古人在草原上使用的弓来演奏。绘画也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画了。385
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穿上了从蒙古人那里学来的裤子。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间，正如我们在希腊人、罗马元老院议员、中世纪修士的画像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他们穿的是长长的袍子。而且几千年来，西方的弦乐器是用手拨弹的竖琴，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使用用弓拉弦的方法。这一方法发展起来，就成了小提琴和大提琴。
熬过了中世纪黑暗时代一千年的西方，多亏了蒙古和平，得以接触到许多令人惊叹的东方文物。其中包括我们通常所列举的中国四大发明：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些文物对在14世纪席卷全世界的黑死病中幸存下来、对生命有了新看法的西方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开始。这些文物中，例如纸，此前也曾经过中亚和中东各国商人的中转到达过西方。然而经过语言文字、习俗文化各不相同的各国商人的中转，除了交易品本身之外，技术、文化、思想的本质大多只能被冲淡或消失。然而在蒙古和平期间，大量的东方发明品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与飞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纸和印刷术传入西方，使书籍的数量飞跃式地增加，对文艺复兴的到来作出了多大贡献，是很容易想见的。马可·波罗的《游记》起初也只限于一页页手抄的抄本。然而到了哥伦布的时代，印刷本已经普及，哥伦布也能读到印刷本的《游记》了。指南针传入西方，也决定性地便利了从15世纪末开始大规模展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上的航行。这时，西方把东方的铸铁术（iron cast）与火药的使用融合起来，成功地造出了优良的大炮，而历史清楚地表明，大炮对西方征服世界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如果说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得益于14世纪开始的蒙古和平使东方文物得以自由流入西方，那么在继文艺复兴之后的17—18世纪西方启蒙时代，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使东西方之间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这一次，思想流动的方向也是东方思想单方面流入西方。因为西方的目标是从启示宗教的种种非理性教条中解放出来，所以以自然为中心的东方自然哲学思想体系流向了西方。
启蒙时代，西方对东方文明的肯定性评价
东西方被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昆仑山脉所分隔，几千年来互不影响，各自构筑了具有自身特性的文明体系。在彼此隔绝中发展起来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真正的思想交流，直到16—17世纪才成为可能。它始于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经由瓦斯科·达·伽马开辟的大西洋—印度洋航路，来到北京居住。
天主教神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利玛窦1582年30岁时到达澳门，在中国生活了28年，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直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担任中国宫廷的顾问，用中文出版了向东方介绍西方神的概念的《天主实义》。他作为基督徒学习了儒学。死后，他被安葬在北京一座旧日佛寺的地基上。
利玛窦与韩国也有关系。通过作为朝鲜使臣来到北京的李睟光，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教义传到了朝鲜。李睟光回国后，于1614年（光海君六年）撰写了朝鲜第一部百科全书《芝峰类说》，其中提到了天主教。利玛窦热心于通过基督教向中国传播西方思想，但他也翻译《论语》等书传到西方，从而为把东方思想传播到欧洲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时，孔夫子得到了其名字拉丁化了的称呼Confucius。
这时，东方从西方学到、感受到了什么？东方对西方的肖像画技法、钟表之类的精密机械以及世界地图等表现出了兴趣。然而在哲学与思想方面，西方所能拿出来的是启示宗教，即天主教。但东方过去通过唐、宋、元时期的接触，对天主教（景教等基督教）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所以它大概并不新鲜。而且可以推想，已经拥有相当于西方启蒙时代后期的自然哲学体系的东方，大概不会对启示宗教产生多大兴趣。所以，在西方启蒙时代的17—18世纪，思想的潮流是朝着东方自然哲学影响西方的方向流动的。
最早访问西方的中国人之一，是由住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柏应理（Couplet）劝化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沈福宗。386 他的教名是弥格尔（Michael）。他们于1681年离开澳门前往欧洲。沈福宗访问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并与柏应理一起访问了伦敦、柏林、维也纳，会见学者，据说还回答了关于汉语、东方哲学等方面的问题。1684年，他觐见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出席了国王的晚宴，演示了筷子的用法和汉字的书写。1685—1688年间，他逗留英国。在英国逗留期间，他觐见了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对这位第一个访问英国的中国人沈福宗很感兴趣，还让人为他画了肖像，挂在王宫里。387 他于1688年离开英国前往葡萄牙，成为耶稣会神父。据记载，此后他在返回中国的途中，于1691年死于莫桑比克附近。388
通过利玛窦和沈福宗等人，西方的思想家们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东方的文化。这时西方的思想家们对东方思想表现出了毫无偏见的新鲜好奇心，并作出了评价。在西方启蒙时代的17—18世纪，东方思想在两个方面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以儒家为中心的政治伦理，以及以道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
当时西方的思想家们，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无情的杀戮战，对西方宗教的教条与不宽容深感厌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东方思想中发现了一种不是基于神的启示、而是基于精神的自然宇宙观与伦理体系，表现出惊讶与赞叹。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早已实现了的文明。莱布尼茨（1646—1716）这样的思想家，就是在肯定地评价东方文明的同时，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寄予厚望的代表：
我认为这是命运的一种独特安排：人类的教化与文明，今天仿佛集中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与中国。或许至高的天意作了这样的安排，好让最有教养、相距最远的民族彼此伸出手臂的时候，介于其间的各民族也能逐渐被引向更好的生活方式。389
这一时期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东方思想在没有任何教条、极其宽容、又把政府干预减到最少的情况下，在东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方面运转良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德梅尔（Walter Demel）和孟德卫（David Mungello）两位教授发表了很好地概括整理这一时期西方思想家对东方文明之看法的论文和著作。德梅尔的看法概括如下：
在西方看来，中国人亲切而勤劳，但终究是无神论者，而且迷信。然而西方的哲学家们在许多方面看到了令人惊叹的一面：东方的官吏不论出身或有无财产，只以个人的见识与德行为标准选拔；学者特别受人尊敬；各种统计非常发达；尤其让他们觉得奇怪的是，中国虽然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却享受着极大的富足。这时西方认为，中国人即便有伦理、有礼貌、头脑聪明，却对《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一无所知，完全不会作宗教上的判断。西方的思想家们对于中国无论怎么考察都不属于他们的思想体系，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发现，东方拥有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独特文化模式。中国的皇帝直接关心农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劝西方的君主像中国皇帝那样，在春天亲自示范播种。于是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约瑟夫二世等西方君主都曾示范播种。伏尔泰认为，其他所有国家都浸染在迷信之中，唯独中国的统治阶层是明智的、理神论的（deistic）。他对中国在最高统治者与百姓之间没有像西方贵族阶级那样的中间阶级表示惊讶。所有的人都在劳动，没有像贵族阶级那样不劳动的阶层，这让他惊叹不已。1692年中国康熙帝准许宗教自由的“容教令”（Edict of Tolerance）让他们大为吃惊，甚至批评它过于宽容。许多西方思想家认为中国是由哲学家来治理国家的。有提拔官吏的制度，优待官吏，受贿则要受到重罚，这样的体制长期得到维持和发展，让他们大受鼓舞。中国的君主在忠诚而博学的近臣辅佐下治理国家，这一模式被他们视为自己心目中“开明（enlightened）专制君主”的典范。他们认识到，伦理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思想，而这种伦理不仅是即便不是虔诚的基督徒、普通百姓也要为之努力的实际目的，而且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理想目标。390
孟德卫教授也在其著作《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和论文《启蒙时代的儒学》（Confucianism in the Enlightenment）中，写到了欧洲启蒙时代西方眼中的东方。概括如下：
伏尔泰及其他启蒙思想家主张，由立足于儒家精神价值观的皇帝所统治的中国，正可以成为欧洲开明君主制的榜样。换句话说，他们注意到君主是通过与士大夫官僚机构协商来进行统治的。魁奈对孔子的尊敬非常之深，热心地在欧洲传播儒学，以至于魁奈本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儒家的五经被视为所有东方人共同的遗产，而不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他们对此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兴趣。他们评价说，孔子的教诲集中于伦理，不仅在逻辑上前后一致，而且在实用性上具有巨大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学有助于为人类建立理想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它成为没有宗教也可以有伦理体系的历史证据，这一点让他们惊讶并大受鼓舞。也有一部分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朱子学中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是唯物的、无神论的，因而加以排斥。儒家思想在18世纪被介绍到英国，塞缪尔·约翰逊指出，与当时英国的官职被伦敦的资本家们买卖相比，中国采用的是基于能力的士大夫官僚制度……他尤其高度评价中国的科举制度把个人的能力和知识成就与官职联系起来。于是中国被视为“基于学识的贤能主义”（learned meritocracy）的活生生的证据。391
对中国的这种好感与关注，也表现在西方贵族的生活与建筑样式，以及英国式园林的发展上。当时法国的凡尔赛宫、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宫、普鲁士王室的无忧宫里，都有把所有装饰品以及墙壁和天花板都按中国样式装饰起来的“中国厅”或中国式房间。18世纪在西方流行的洛可可式建筑与装饰方式，就是仿照中国的样式。他们把中国的丝绸、中国的瓷器和茶作为高雅的趣味传播开来，并且喜爱它们。当时的欧洲按照法语，把这种文化、建筑、生活方式的倾向称为意为“中国风”的Chinoiserie。在美术方面，也出现了受东方影响的华托（1684—1721）这样的大师。
在欧洲大陆的王朝如此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英国在中国的影响下出现了所谓英国式园林（English Garden）。直到巴洛克时代，西方流行的一直是反映几何平衡与概念、象征启示宗教或绝对王权之秩序的整齐的园林。在中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下，欧洲大陆的几何式园林变成了看起来或许杂乱无章、却很自然的英国式园林。或许可以认为，最早摆脱欧洲式封建王朝、成功建立议会民主制的英国偏爱自然的园林，是把自然哲学的体系表现在了园林的构成之中。
3) 西方的启蒙时代，是从什么之中启蒙？
在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西方热烈而认真地讨论过许多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问题。在当时最顶尖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之间，人们怀着宗教的热情、冷静的精神，有时还怀着正义感，就《圣经》中所写的各种论题展开讨论。为了理解西方的思想家们为什么会对东方的自然哲学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并倾心于它，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个有趣的事件。
相信地狱真的在耶路撒冷地下的西方
自从基督教强调来世的重要性以来，西方人就坚信天堂和地狱。中世纪的西方人确信地狱就在耶路撒冷的地下。在但丁写作《神曲》的13—14世纪，他认为地狱位于耶路撒冷的地下。这种地狱的存在，最终与西方对天堂—地狱这一死后世界的信仰直接相连。中世纪和近代的西方人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严肃得多地相信，末日审判即将到来。所以，渴望在末日审判时罪得赦免、进入天国的愿望支配着他们的人生。教会提出了各种赦罪的凭证。例如，教皇宣布，参加夺回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争，一切罪都将得到赦免，可以进入天国，这对第一次十字军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进而导致了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许多人想要逃避对地狱种种可怕刑罚的恐惧。
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人是世界中心的西方
约书亚让太阳停在天上的奇迹（《约书亚记》10:12—14），是一千多年来在西方思想界被信为真理的基石之一。地心说是不容挑战的真理。在这里掀起巨大风波的事件，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和启蒙时代前期。那就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等人以天体观测这一科学事实为基础提出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观”（heliocentrism）。因为按照地心说，神让太阳停了下来，而按照新的日心说理论，神就应该让地球的自转停下来才对。要么是神或约书亚之中有一方犯了错误，要么是神与约书亚之间的联系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要么是《圣经》的记录过程中有错误，于是就产生了《圣经》本身有问题的疑问。伽利略著名的日心说是我们所熟知的。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实际观察到的天体运动，分明是以太阳为中心、地球围绕着它转动。然而教廷必须继续坚持《圣经》中所写的神的话语。教廷强制推行太阳绕着地球转的地心说。中世纪的教会支持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假说，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太阳、月亮等天体在地球之上运行。因为这一假说与摩西五经《创世记》中对天地创造的描述非常吻合。日心说动摇了《圣经》教条中所内含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geocentrism），即神特别创造了地球和人。所以罗马教廷不能不镇压他们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运动的观测结果。有一则轶事说，伽利略为了保全性命，一面承认《圣经》的话语，一面又重复他的日心说：“可是它仍在转动。”
对挪亚洪水的信仰因东方文物传入西方而受到挑战
与计算地球年龄有关，还发生过东方文物影响对挪亚洪水重新测定的事件。在西方启蒙主义时代的18世纪，西方的思想家们对基督教非理性的一面产生了疑问，并试图对其作出理性的解释。其中之一，就是努力寻找创世的起源和人类的开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人们仍然认为，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从亚当经亚伯拉罕传下来的族谱来计算年代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东方文明通过派往北京的耶稣会神父的报告和译作传入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在其中发现了可以用来攻击基督教教条的有用资料。荷兰学者伊萨克·福修斯（Isaac Vossius，1618—1689）很关注的不是依据《圣经》的历史，而是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他在1659年出版的《论世界的真实年龄》一书中主张：中国的文化至少始于公元前2900年，这比洪水早了五百多年，所以依据基督教《圣经》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伏尔泰利用这一主张，攻击犹太—基督教是最初的、最古老的宗教这一教条。392 进而，伏尔泰成为一位承认东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样是基督教之外的人类文明的思想家。他把这一点反映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这成为西方第一次正式承认并论及基督教文明之外的中国文明及其他文明的事例。
对启示宗教的核心——奇迹——的不信
在启蒙时代与假借宗教之名的种种迷信和教条作斗争的伏尔泰认为，行奇迹的神的属性，是人因为需要而造出来的，绝不可能是神告诉人或命令人的：“神为什么要行奇迹？……相信奇迹是愚蠢的，是对神的不敬。”393 伏尔泰认为，东方的自然哲学体系是以精神为基础的。他评价说，东方的哲学体系没有迷信，不相信奇迹，也没有拟人化的过程，并认为祭祀不过是对死去祖先的尊敬而已。伏尔泰认为，儒学非常成功地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伦理与社会秩序，而这种东方的伦理比依赖西方迷信的信仰、繁琐的仪式和腐败的制度的基督教更为有效：“神并不需要我们的献祭和祈祷。只是我们自己觉得需要它们而已。让我们崇拜神的不是神，而是我们自己。”394 关于行奇迹的宗教的创始人所面临的问题，伏尔泰这样写道：“如果你想要伟大的名声，想成为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最好是完全发疯。但不要忘了，你的疯狂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即便在疯狂之中，你的精神也必须引导你疯狂的言行。也就是说，你必须把意见表达得清清楚楚，直到让别人厌烦的地步，也不要怕固执到极点。所以你必须做好被绞死的准备。但如果你能逃脱绞刑，人们就会为你建起祠堂。”395 最终，随着否认奇迹的思想家越来越多，他们从相信奇迹的启示宗教中传播开了神不干预人间事务的理神论。
寻找亚当和夏娃所用语言的运动，以及对汉字表意文字的重视
在17—18世纪西方的启蒙时代，与计算地球的年龄同时进行的，还有寻找亚当和夏娃所用语言的努力。亚当在伊甸园中使用的语言，被视为人类堕落之前纯粹的语言、天使的语言。西方之所以努力寻找“亚当的语言”（Adamic Language），是源于《创世记》的记载：“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创世记》2:19）他们之所以寻找亚当在人类堕落之前的语言，是因为16—17世纪的西方历史充斥着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以及借此兴起的各方势力之间长期的杀戮战，而他们认为其原因在于语言与概念的差异。这一想法因《圣经》中巴别塔的记载而更加坚定：创世之后，人类使用同一种语言，和睦地生活着；神看到人类变得骄傲，想要挑战神的智慧与权威而建造巴别塔，就摧毁了它，把人类分散成许多部族，让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再也不能联合起来。所以为了医治人类的分裂，启蒙时代的西方思想家们花了很多力气去寻找太初的语言，即亚当和夏娃的语言。其目的是克服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扩大人类理解的领域。他们认为中国的表意文字比西方各国所使用的表音文字更接近自然，或许有助于找到亚当和夏娃的语言，于是对它产生了兴趣。
坚信地球年龄约为六千年的西方
作为摩西五经之首、犹太—基督教《圣经》之开篇的《创世记》，以详细描述神创造天地的过程开始。至少直到18世纪，西方大多数人都坚信，这是摩西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后写成的，这是一个事实。对此提出异议的人，会被视为犯下了危及性命的重罪的异端者、叛教者。在西方文明中，很长时间以来直到18世纪初，人们都坚信神在六天之中创造了自然和人。《旧约》中详细记载了创造的过程与时间，最初的人亚当活了930岁，他的后代各活了多少岁，也都有记载（《创世记》第5章）。《新约》的开篇详细记载了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君王与先知的族谱。以此为基础，在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的4世纪前后，产生了认真计算天地创造的时间并把它反映到历法中的习惯。起初，大多数人相信天地创造大约发生在五六千年前。拜占庭帝国的历法以天地创造发生在公元前5509年为基准。这是基于对《旧约》所述六日创世的信仰，以及《彼得后书》中“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记载。396 “六千年前创世说”在中世纪以后也一直被坚信不疑。直到启蒙时代后期的18世纪，宇宙创造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想法还被当作事实接受，并提出了实际的日期：公元前3952年3月18日。加上耶稣以后的年数，天地创造就是在六千年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宣讲“自创世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千多年”；路德也宣讲“我们从摩西那里得知，六千年前世界还不存在”，传播六千年创世说。莎士比亚也是如此。他在作品中写道：“这可怜的世界差不多已经有六千岁了。”许多科学家根据新发现的事实，不断更新天地创造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并阐明开普勒定律正是由万有引力而来、从而使日心说更加稳固的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也坚信包括创世说在内的《圣经》的种种教条。他按照《圣经》所写来计算天地创造的日期，发布了一个新的创世时间：地球大约有5700岁，与当时所知的略有不同。
认真计算世界毁灭与基督再临时间的西方人
世界毁灭说源于《新约》所记载的耶稣再临与末日审判这一宗教信仰。在西方，不仅是中世纪的人，直到18世纪，许多西方人都坚信《圣经》所预言的世界毁灭与耶稣再临。因为《圣经》对这个问题多次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所以中世纪的西方人把它视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要素。末世论（eschatology）或来世论，被中世纪的教廷积极地用作稳定社会、维护教廷权威的有效手段。教皇利奥三世在800年借查理大帝之力确立了教会对全欧洲的权威；从11世纪末的十字军起，教会开始颁发基于来世论的赎罪券，后来进而出售赎罪券。16世纪初，天主教出售赎罪券的行为愈演愈烈，终于在1517年，路德果敢地起来反对，并得到了那些对自己领地内的财产通过购买赎罪券流向罗马心怀不满的诸侯的支持。与天主教对立的新教由此诞生，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残酷的宗教战争由此开始。在文艺复兴时期，预言的世界毁灭时间不断向后推延。按照15世纪思想家们的计算，有人宣布世界末日在18世纪初，也有人计算出末日将在耶稣诞生两千年的那一年开始。教廷方面最后一次表明关于末日的立场是在16世纪末，其立场是：1992年以前不会有末日。宗教改革以后，随着各国王权的增强，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法国的亨利三世和黎塞留枢机主教等人，为了防止扰乱社会的混乱，开始严格禁止宣布世界末日年份、蛊惑民众的行为。397 然而《圣经》中一百多次提到的世界末日论，尽管有政府的禁令，却并不容易消失。18世纪初，牛顿也计算了世界毁灭的时间，写道世界在2060年以前不会毁灭。这一计算以查理大帝统一欧洲、利奥三世作为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教皇掌握权势的800年为起点，把《旧约·但以理书》中与末日相关的1260日算作1260年，得出800+1260=2060。牛顿相信：“在世界末日之前，福音必须在地上所有的国家被诵读，而这将在末日之前发生。”398 事实上，世界毁灭即世界末日，与耶稣再临、消灭撒但、使一切善人从死里复活并得到报偿的信仰联系在一起，所以预测其时间，是确立天主教权威的基督教根本教条之一。因此这个问题被罗马教廷当作非常核心的事项来对待，对宗教改革家们来说也同样重要。路德得到地方诸侯的支持，猛烈抨击罗马天主教出售赎罪券、垄断《圣经》解释权等种种弊端，但他也坚信地心说，以及世界末日与耶稣再临，并且相信世界末日正越来越快地临近。所以一部分西方思想家表示：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虽然取得了停止出售赎罪券、重视个人信仰与《圣经》解释权等重要进展，但在地心说和世界末日论这些不科学的方面拒绝精神的引导，这一点与天主教并没有多大差别。
因此，与善恶问题一样，天堂与地狱的存在，即使在启蒙时代，也被大多数西方人和思想家视为不可动摇的事实。然而随着《圣经》无谬性受到挑战，对地心说、创世论、创世年代的计算、挪亚洪水、亚当的语言等的信仰发生动摇，包括对地狱物理存在的信仰在内的这些教条也一起动摇了。天堂与地狱的存在问题，意味着它也对西方文明基础中的善恶论、罪与罚以及法律的作用提出了问题。正是在这里，东方儒家的自然哲学伦理观和基于自然之道的无为思想，对西方的思想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4) 西方启蒙思想家沉醉于东方自然哲学
东方思想在17—18世纪受到西方思想家们的尊敬，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一般的想象。西方对东方思想的关注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是通过培尔（1647—1706）、莱布尼茨（1646—1716）和伏尔泰（1694—1778）等人传播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另一个是通过魁奈（1694—1774）、古尔奈（1712—1759）和普瓦弗尔（1719—1786）等法国重农主义（Physiocracy）哲学家传播的道家政治经济思想。
儒学不是启示宗教，而是自然哲学。儒学所指向的目标，在于通过修身参与现实，即政治行动。修身与爱民是儒家哲学的两大核心。这种东方的自然哲学，对17—18世纪启蒙时代努力摆脱启示宗教的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贬低东方文明的风气，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思想家们接受了把东方文明当作落后文明的历史哲学论争。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西方启蒙时代就会看到，西方思想家们对东方文明表现出尊敬的态度。代表人物是伏尔泰。他高度评价孔子，称他“给了人类最有用的智慧，是人类所有导师中唯一不想欺骗别人的导师”。399 他们在启蒙时代主张以理神论（Deism）取代启示宗教。东方思想是如何对西方的理神论者产生巨大吸引力的？这是因为西方思想家们直到17世纪，才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的自然哲学。然而东方文明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确立了自然哲学。所以许多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都努力在东方的儒家或道家中寻找西方理神论的范本。
在启蒙时代前夕西方人所生活的世界的背景中，宗教改革以及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战争和杀戮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法国，1572年发生了天主教徒在黎明时分袭击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在整个欧洲，新教与天主教的支持势力之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在法国，1598年承认新教徒胡格诺派信仰生活的《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于1685年被废除，新教与天主教之间血腥的冲突再度上演。那是一个宗教的不宽容给人类生活造成巨大伤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的时代。
正是在这一时期，东西方第一次得以开始思想的交流。也就是说，东方的道与西方的神，通过东西方的思想家开始了接触与对话。当时，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西方的伦理观都是彻底宗教主义的，即认为伦理出自神和宗教。东方的伦理观是自然的，也就是说，在自然之中发现其不变的原则即道，并把它应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东方的伦理观。所以西方的理神论者在儒学中接触到没有神介入的东方自然主义伦理观时，表现出了惊讶与尊敬。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在当时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哲学之下、国家干预个人一切经济活动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然而看到在东方，根据道家的无为思想，国家不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却获得了成功，他们又不禁表示惊讶与尊敬。
早在16世纪，就有一位对东方思想表示关注的法国哲学家，即随笔作家蒙田（1533—1592）。蒙田立足于人本主义批判当时西方宗教的不宽容，这时他常常以开始断断续续传入欧洲的东方思想作为依据。1687年，一本用拉丁文写的关于儒学的书《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在巴黎出版，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400 在这样的背景下，17—18世纪开始正式向西方介绍东方思想的法国哲学家中，有培尔和马勒伯朗士。
培尔（1647—1706）集中批判和攻击的，不仅是宗教的不宽容，还有一切自称发现了绝对真理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的主张。这时对培尔非常有用的，正是东方的自然哲学思想：它对形而上学漠不关心，毫无宗教的趣味，建立在“道可道，非常道”这一命题之上，即真理是人所无法达到的。事实上，培尔引入了道的这一定义，主张“神处在人所无法理解的领域”。401 因此，培尔成为开始出版《历史与批判辞典》的人，这部辞典是引领18世纪启蒙思想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先声。他比当时认为东方思想是理神论的欧洲思想家们更进了一步。他大胆地主张东方思想是自然哲学的，并把它当作人类即使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也完全可以建立起坚实的伦理体系的证据。
马勒伯朗士（1638—1715）写了一本小册子《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关于神的存在与本性的对话》。402 他在其中把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神的概念，解释为与斯宾诺莎的神的概念相同。这种解释来自当时的西方思想家把基于朱子学理气论的东方自然哲学体系与斯宾诺莎的宗教观等同起来。东方的自然哲学体系，不仅是孔子的儒学，也是构成道家核心的道的概念，所以东方的道就与斯宾诺莎的神等同起来了。由此反衬出西方启示宗教教条性的、非理性的一面。在东西方的对话中，西方终于第一次出现了理解东方道的概念、把东方的道与西方的神等同起来的哲学。
在他们活跃于法国的时期，德国也出现了一位对东方文明表现出深厚兴趣、并把它与西方文明放在对等立场上加以比较的哲学家。他就是莱布尼茨（1646—1716）。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兴趣很深，写了两部著作。一部是以耶稣会神父们的报告和书信为主、于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Latest News of China），另一部是1716年写成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莱布尼茨在其中阐述了中国的《易经》和理气论等，评价说东方的宗教建立了一种“不是基于启示、而是基于精神的自然宗教”。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他怀着这样的愿景——“人类所取得的两个最辉煌的文明”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今后这两个文明一旦开始交流，介于其间的所有其他文明都将一起达到更高的文明境界——实际推动了东西方文明间交流的扩大。
沃尔夫（1679—1754）是莱布尼茨的弟子，他从老师那里继承了对东方文明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沃尔夫在1721年于哈勒大学所作的关于儒学的演讲中主张，儒家的伦理虽然不是基于启示、而是基于精神，却具有与基督教伦理同等的价值，因此儒学的存在正证明了自然伦理体系的可能性。他的新教同僚们对这次演讲大为愤怒。他们最终成功地把他赶出了大学，并驱逐出了普鲁士。
在启蒙时代前后，对东方思想表示关注的哲学家很多。其中有蒙田、马勒伯朗士、培尔、沃尔夫、莱布尼茨、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魁奈以及亚当·斯密等人……以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为例。他是莱布尼茨的弟子，而莱布尼茨是当时引领德国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对康德影响很大。沃尔夫热心研究儒学，尤其对儒家的伦理哲学表示了极大的尊敬。1721年，他在哈勒（Halle）大学讲道，儒家伦理不是作为宗教的启示、而是作为精神的自然表现来阐述的，足以与基督教的伦理意识相媲美。他还主张，儒学即使从合理性来看也没有问题，这说明了自然主义伦理意识的重要性。这次演讲激怒了新教信徒，新教徒们最终成功地把沃尔夫赶出了大学。最后，沃尔夫被驱逐出了普鲁士。403
法国耶稣会历史学家杜赫德（1674—1743）在巴黎任教期间，从1703年到1743年的四十年间，定期编辑出版派往中国的耶稣会神父们的报告，向西方介绍东方文明。以伏尔泰和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从这些报告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东方的信息。404 1735年，他用法文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一书，第二年被译成英文，传遍整个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杜赫德在书中非常正面地介绍和评价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东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同时，他还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相比较，指出了西方的落后。
在启蒙时代，许多思想家在指出并攻击西方文明的问题时，出版了好几本以东方文明的长处为论据的书，欧洲思想界为东方思想所倾倒。这时西方所注意到的东方文明的特点有：理神论的宇宙观；皇帝听取周围辅臣的意见进行统治的伦理性政府制度；不按家庭出身、而按个人能力选拔政府官吏的科举制度；以轻税提供大量基础设施的经济传统；政府对个人经济行为的不干预，等等。特别是，由于这时所介绍的思想来自北京的耶稣会神父们所接触的中国儒家知识阶层，所以关注都集中在孔子身上。孔子被赞颂为“世界迄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甚至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守护圣人”（the patron saint of the Enlightenment）。405 其缘由在于，孔子把当时西方哲学家们所追求的“自然哲学”体系化了，并对它作了阐述。
在文艺复兴接近尾声的时候，伴随着宗教改革，思想上出现了一场以精神和个人自律取代宗教和教条传统的运动。经过宗教改革、进入启蒙时代的17世纪后半叶，一股再也无法控制的变化席卷了西方思想界。在想要以精神来判断一切的西方启蒙主义时期，西方的哲学家们开始对一千多年来彻底支配着他们的启示宗教的教条及其他特性表示疑问。他们对执着于这些教条、把一点点异议都打成异端、用火刑等极端手段处决异端者的做法深感厌恶，强烈主张宽容。于是，宽容（tolerance）成为启蒙时代的一句口号。
西方的理神论在17世纪末兴起，支配了西方思想界大约一百年。理神论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达到顶峰，法国革命政府甚至宣布一种理神论的崇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教。这时，标榜一神论的教堂里的圣人像遭到了破坏。理神论是由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时代许多西方思想家发展起来的。这时，以西方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为首的法国思想家们，受到了东方思想的巨大影响。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具备理神论体系的文明，那就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是一种不依赖教会或启示的权威、而依靠人人都有的名为精神之光的理神论；儒家的伦理与基督教的教导具有同等的价值，却不是基于启示，而是基于精神。406
如果我们考察西方为什么需要启蒙主义，也就是西方的启蒙是从什么之中启蒙这一问题，就会发现，事实上在17—18世纪，东方文明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西方的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阶段。正如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公元前4世纪就有主张“不举行求雨之祭，雨照样会下”的荀子哲学：“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17:1）西方需要从两千多年来深深广广扎根于西方文明的宗教的种种教条与不宽容中挣脱出来、得到启蒙，而东方文明早已处在摆脱了这些教条与不宽容的自由状态。
启示宗教、自然宗教、自然哲学
儒学之所以在启蒙时代为西方所知，是因为儒学所代表的东方自然哲学体系吸引了被启示宗教所包围的西方人。自然哲学建立在一个与西方神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思维体系之上。因为它不是以先知所传的话语，而是以自然现象为基础的。针对指称基督教的“启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西方人把儒学称为“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然而对东方文明来说，宗教这个词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表达。超自然的神、先知以及代表先知的祭司阶层，是宗教的核心。然而东方的儒家和道家没有神，没有先知，也没有祭司阶层，它们不是以神、而是以自然本身为中心的。对儒家或道家来说，正确的表达不是自然宗教，而是“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宗教是以西方为中心的、错误的称呼。
东方的自然哲学以道的概念来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不经中介，直接与自然之道相接。道属于不显，即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的范畴。与此相反，西方通过名为神的超自然存在来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名为先知的中介者把神的话语传给人。这样一来，神就通过先知而示显，属于人可以表达的范畴。而且围绕着先知，确立起一个彻底的祭司阶层。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压倒性的科学技术以及民主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传入东方，在思想方面，西方的制度和规范也成了标准。由于宗教在西方文明中起着核心作用，西方的思想家们理所当然地推定宗教在东方文明中也起着核心作用。于是他们不问为什么宗教在西方文明中起着中心作用，而是问东方文明中有什么宗教。因此，看到儒、释、道思想构成东方文明中心的西方思想家们，把它们看作宗教，给它们起了儒教、佛教、道教的名字。并且开始解释东西方宗教之间的差异。然而儒学不是宗教，而是自然哲学体系。西方的宗教不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对人与人的关系也作了详细的规定。西方文明拥有由神所颁布的启示性、规范性的伦理观，而东方文明则拥有自然的、经验的伦理观。
西方的思想家们在17—18世纪发现，他们通过儒学所接触到的东方文明，是与神无关、立足于自然的。而且由于儒学原原本本地使用了道家自然地确立人与自然关系的道的概念，他们认识到，在把握人与自然的宇宙观上，东方的宇宙观也与西方不同，是以自然为母体的。407 东方自然哲学所立足的宇宙中存在着一种与西方的神不同的原则，这一想法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而且，这个名为道的原则既不是为人而存在的，也不会因人的愿望而被奇迹所损害，这一想法在当时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概念。然而在东方，早在两千多年前，这一概念就已经通过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仁的思想，作为一般原则被接受为东方文明的基础。因为西方人在希腊—罗马时代也依赖神，进而在将近一千三百多年间把基督教奉为国教。
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皇帝于313年以《米兰敕令》禁止迫害基督教，接着狄奥多西皇帝于380年宣布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此后，在西方文明中，基督教所标榜的神的概念成为人的言行的绝对中心。一千多年来，西方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精神世界中：凡是与《圣经》所写的有一点点不同想法的人，都会被打成异端，成为火刑的对象。
到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这变成了一场从宗教令人窒息的统治下夺回人的个性的运动，西方仿佛伸了一个巨大的懒腰。西方思想界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基于中世纪式宗教观的教条再也不能原样通行了。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与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以及理神论展开的时期。接着在18世纪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纳入了“禁止设立国教条款”。西方在4世纪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之后，过了十四个世纪，把原则改成了不得设立国教。
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对宗教的教条表示疑问、加以检讨并提出新的理论，成为西方思想界的新思潮。理所当然地，这时西方发生了许多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有趣的事情。在这样的时期，随着东方文明传入西方，东方文明的种种方面在西方思想家们看来是理性的、自然的，于是他们表示尊敬与赞叹，并把它与西方非理性、不科学的教条加以比较。
西方一直遵循着一种规范性的方式，即在由神的启示（或人声称是神的启示的人的想法）所赋予的规范之内思考、思索和生活。假设地球上还有另一个文明，而那个文明不是由神的启示而来的规范性文明，而是观察自然、遵循在自然中发现的原则与伦理的自然的或经验的文明。那么，那个文明不仅不需要中世纪一千年的西方思想，也不需要17—18世纪西方的启蒙过程。
这种思想界的潮流，必然会引发一场运动：对于西方宗教中神的概念，与其遵循《圣经》所提出的规范，不如用精神去把握。这正是西方理神论的开始。在政治伦理层面，“理神论”一词第一次在西方出现是在1682年。神不干预人间事务，这是其核心思想。在17世纪末以前，西方一直生活在以干预人间事务的神的概念为中心的基督教的压倒性影响之下，所以17世纪末西方理神论所标举的哲学是革命性的。在此之前，没有人敢于提出神不干预人间事务的想法。
理神论认为造物主或神不会做违背自然之理的事情，因而也被表述为自然神观或自然宗教。而且人们开始认为东方的儒家和道家与这种自然神观、自然宗教相似。所以在西方的启蒙时代，东方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对西方思想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相当多的哲学家认为，就理神论而言，他们在东方思想中看到了西方文明今后应当走的道路。
东方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发展出了自然哲学体系。那个时间点比西方的启蒙时代早两千年。启蒙时代的西方思想家们得知，他们所追求的理神论伦理正在东方的自然哲学中得到实现，于是沉醉于其中。特别是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他们看到“自由放任”主义早已作为“无为思想”在东方的道家中实现了。许多西方哲学家自然受到东方文明的感动，并努力效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