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明的比較，始於1993年由知識產業社出版的《東方與西方》。其後，《理解中國的崛起》（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China）於2000年在美國出版，《東方與西方：道教與猶太教》（East and West: Taoism vs Judaism）於2002年在美國出版。關於道教與猶太教的這本書，2015年在波蘭譯成波蘭文出版，2017年在中國譯成中文出版。2013年至2019年的六年間，作者在延世大學國際研究生院講授「東西方文明比較」（A Stud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課程。來自韓國、中國、東亞其他地區、歐洲和美國的學生參加了這門課。課堂上與學生們討論的許多內容，都寫進了這本書。
保羅·高更晚年於1897年在塔希提島畫了一幅畫，題為「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什麼？我們往哪裡去？」本書的三部也用了與之相似的標題：「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這三個問題關乎人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對此已有過種種回答，但沒有一個是永恆的。本書也不過是對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所做的一次嘗試。
為什麼是東方與西方？我試圖在東西方文明的比較中為這些問題尋找答案。直到十五世紀的近世，東方與西方一直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裡。在兩種文明沒有交流的時代，比較東西方文明毫無意義。十五世紀末，達·伽馬發現了直達東方的航路，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由此開始。十七世紀的萊布尼茲對東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認為東西方文明是互補的，彼此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西方在幾何學和自然科學上領先，東方則在道德倫理與政治社會方面領先。他心中描繪的是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和諧與互補，並認為西方的科學理性與東方的道德智慧結合之時，全人類都將受益。
然而，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隨著西方主宰世界，這種積極的看法消失了。西方哲學家提出新的理論，帶頭把東方文明「低級化」。黑格爾按照精神發展的程度把世界各文明「體系化」。在他的哲學裡，精神狀態低下的東方文明始終沒有走出世界文明史的初始階段，而以精神與自由為先的西方文明則走在最前列。許多人認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從而受制於一種把東方置於文明下位的思想，即黑格爾主義（Hegelianism）。
在延續了約兩三個世紀的西方中心典範中，出現了一個例外：二十世紀後半葉，東亞取得了足以與西方匹敵的驚人經濟發展。以此為契機，不僅在東方，在西方也逐漸出現了對東亞文明及其政治經濟體制的關注。隨著東方的騰飛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對東方文明的關注越來越大。在地球已經連為一體的今天，比較東西方文明已成為面向未來所必需的工作。
比較東西方文明有許多難題。宏大的論述必然招來種種反駁、解釋與理論。對於本書的內容，許多人會提出異議，認為它對東西方思維的二分和簡化過了頭。這種做法可能被視為忽視了兩種文明的複雜性與多樣性，沒有充分反映各自內部的爭論與變化過程。本書還可能被指出，對於西方思想體系乃是為實現理想目的而努力的產物這一點，說明得不夠。有人批評本書為了說明東西方文明在思想上的根本差異，把西方哲學的特徵與概念限定在某種框架之內再加以批判，這一批評也是中肯的。二分法的簡化、對概念的有限解釋、對人性的解讀、西方制度及其背後理論的侷限，以及啟示宗教與自然哲學的比較，都可以說是本書的主要問題。1
儘管如此，儘管有二分與簡化的缺點，我們不能一直迴避對東西方文明的比較。開始比較東西方時，我們必須擺脫黑格爾式的西方中心視角。兩種文明在看待宇宙與自然的視角、宇宙觀、對人間事務的解釋等方面有著本質的不同。黑格爾式的對立偏向一種文明去分析另一種文明，從而陷入謬誤。工業革命以後的世界是西方擴張的時代，那時黑格爾式的理論十分流行。然而二十一世紀是東西方平等交融的時代。我們需要的不是黑格爾式的對立，而是萊布尼茲那樣互補的世界觀。
說明代表東西方文明的那些概念，有多種方法。最可信的說明，是把它們看作人類為應對東西方各自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而表現出來的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本能，也就是把它們看作人人都有的人性在起作用。從這個角度看，東西方文明的思想與哲學思維，展現了人類所具有的能力的兩種可能。
我們作為人在行事時，視情況不同，有時會表現出東方人的特性，有時會表現出西方人的特性。2
若要列舉東西方文明的長處，可以舉出西方的進取與東方的包容。西方文明從希臘羅馬時代到近代工業革命和征服世界的時代，一直以進取為長處。東方則以包容成功地處理了個人之間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把自己的東西強加於人，不陷入宗教戰爭或意識形態戰爭，這種包容正是東方文明的長處。我們每個人都兼有這種包容與進取。隨著時代和個人處境的不同，人會運用這兩種特性。現在就來看看這些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