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的比较，始于1993年由知识产业社出版的《东方与西方》。其后，《理解中国的崛起》（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China）于2000年在美国出版，《东方与西方：道教与犹太教》（East and West: Taoism vs Judaism）于2002年在美国出版。关于道教与犹太教的这本书，2015年在波兰译成波兰文出版，2017年在中国译成中文出版。2013年至2019年的六年间，作者在延世大学国际研究生院讲授“东西方文明比较”（A Stud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课程。来自韩国、中国、东亚其他地区、欧洲和美国的学生参加了这门课。课堂上与学生们讨论的许多内容，都写进了这本书。
保罗·高更晚年于1897年在塔希提岛画了一幅画，题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本书的三部也用了与之相似的标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关乎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对此已有过种种回答，但没有一个是永恒的。本书也不过是对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所做的一次尝试。
为什么是东方与西方？我试图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直到十五世纪的近世，东方与西方一直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在两种文明没有交流的时代，比较东西方文明毫无意义。十五世纪末，达·伽马发现了直达东方的航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由此开始。十七世纪的莱布尼茨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认为东西方文明是互补的，彼此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西方在几何学和自然科学上领先，东方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社会方面领先。他心中描绘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和谐与互补，并认为西方的科学理性与东方的道德智慧结合之时，全人类都将受益。
然而，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西方主宰世界，这种积极的看法消失了。西方哲学家提出新的理论，带头把东方文明“低级化”。黑格尔按照精神发展的程度把世界各文明“体系化”。在他的哲学里，精神状态低下的东方文明始终没有走出世界文明史的初始阶段，而以精神与自由为先的西方文明则走在最前列。许多人认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而受制于一种把东方置于文明下位的思想，即黑格尔主义（Hegelianism）。
在延续了约两三个世纪的西方中心范式中，出现了一个例外：二十世纪后半叶，东亚取得了足以与西方匹敌的惊人经济发展。以此为契机，不仅在东方，在西方也逐渐出现了对东亚文明及其政治经济体制的关注。随着东方的腾飞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对东方文明的关注越来越大。在地球已经连为一体的今天，比较东西方文明已成为面向未来所必需的工作。
比较东西方文明有许多难题。宏大的论述必然招来种种反驳、解释与理论。对于本书的内容，许多人会提出异议，认为它对东西方思维的二分和简化过了头。这种做法可能被视为忽视了两种文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没有充分反映各自内部的争论与变化过程。本书还可能被指出，对于西方思想体系乃是为实现理想目的而努力的产物这一点，说明得不够。有人批评本书为了说明东西方文明在思想上的根本差异，把西方哲学的特征与概念限定在某种框架之内再加以批判，这一批评也是中肯的。二分法的简化、对概念的有限解释、对人性的解读、西方制度及其背后理论的局限，以及启示宗教与自然哲学的比较，都可以说是本书的主要问题。1
尽管如此，尽管有二分与简化的缺点，我们不能一直回避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开始比较东西方时，我们必须摆脱黑格尔式的西方中心视角。两种文明在看待宇宙与自然的视角、宇宙观、对人间事务的解释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黑格尔式的对立偏向一种文明去分析另一种文明，从而陷入谬误。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是西方扩张的时代，那时黑格尔式的理论十分流行。然而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方平等交融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对立，而是莱布尼茨那样互补的世界观。
说明代表东西方文明的那些概念，有多种方法。最可信的说明，是把它们看作人类为应对东西方各自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而表现出来的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本能，也就是把它们看作人人都有的人性在起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东西方文明的思想与哲学思维，展现了人类所具有的能力的两种可能。
我们作为人在行事时，视情况不同，有时会表现出东方人的特性，有时会表现出西方人的特性。2
若要列举东西方文明的长处，可以举出西方的进取与东方的包容。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时代到近代工业革命和征服世界的时代，一直以进取为长处。东方则以包容成功地处理了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不陷入宗教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这种包容正是东方文明的长处。我们每个人都兼有这种包容与进取。随着时代和个人处境的不同，人会运用这两种特性。现在就来看看这些特性。